私埋尸体重新消毒深埋

　　挨户动员

　　私埋尸体重新消毒深埋

　　新京报：好像在地震后初期，卫生防疫的重点是对挖出的死难者遗体进行消毒，然后把这些尸体进行集中掩埋，然后再不断地消毒，这项工作无论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非常艰难，而且需要不断地去重复。

　　杨：要说灾区尸体处理的艰难，对尸体的集中消毒掩埋只是程序性的反复工作。真正苦的，是疾控人员必须徒步走村串户调查当地真实的死亡情况，尸体掩埋情况和具体位置。

　　我们开始是从发现的暴露尸体去找家庭，找埋他的亲人，去做工作，允许我们把尸体重新拿出来，重新消毒处理后在2米以下的地方深埋。

　　还有一些是村民传统的习俗，我们发现很多个人家庭埋葬的尸体，是在河流或水源旁边。那么如果尸体附近的河流或水井是当地人的饮用水源，就成为很大的卫生安全威胁。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做通灾民的工作，给亲人的遗体迁址。

　　后来，在受灾乡村，我们发现私自掩埋亲人尸体的现象很多，于是，大家转变了工作方法，开始派防疫人员走访每个村，调查每个村在地震中死了几个人，有没有自己埋葬的，埋在哪里了，并到尸体被掩埋的地方实地考察，是否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是否需要迁址和重新处理消毒。

　　新京报：每一户私埋亲人遗体的农户的工作都做得通吗？移动尸体会不会遭到人家的反感和抵制？

　　杨：经常会，但必须得做。很多时候灾民最后是理解和协助的。在水源旁边的尸体，即使家属反对，我们通过乡镇政府的强制命令也必须进行移址，因为尸体至少要在离水源50米以外处掩埋才不会对水环境产生污染。

　　捐赠五花八门

　　指导灾民喝水费周折

　　新京报：前两天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呼吁，医药防疫物资的捐赠不要盲目，如果过度捐赠会造成药品的堆积和浪费，您在绵竹遇到的现实的防疫物资的捐赠配给情况是怎样的？

　　杨：现在灾区的配给的捐赠药品的确是五花八门，光消毒药剂就有十几种类型，都有各自不同的浓度和配比使用方法。专业的卫生防疫人员都需要一段时间分清楚，要手把手教会灾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确是一件难事。

　　比如给饮用水消毒的泡腾片，一片足以给一百公斤的临时水源饮用水消毒，防疫人员督导时却发现，有村民一下子把两三片泡腾片丢到一瓶矿泉水里，然后喝掉。还有很多村庄，村民去水井里打水时都用自己的桶，放下去又拿出来，背回帐篷又背回来，容易对水源造成交叉污染，但村长总是忘了要拿一个共同的取水桶。

　　新京报：这种问题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杨：没有。有时我们甚至很难用科学的办法去应对他们的想法。比如我们发现消毒药剂种类太多，怕村民在使用中混淆，就提出尽量把药剂按村分类，每个村只发固定的一种或两种。结果这办法根本推行不下去，因为邻村之间会有对比，“为什么他们村有的我们没有？”“是不是政府发放救灾物资不公？”……现在我们只能每隔几天就发不同类型品种的消毒剂，然后重新教配比和给水消毒的具体方法，再挨家挨户去督导。

　　集体力谏

　　撤销“防毒岗”

　　新京报：从北川和绵阳出城时，总会有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防疫人员对来往车辆进行喷洒式消毒，但绵竹的进出城的关卡好像是空的，这个环节没有消毒配置吗？

　　杨：在进出城通道消毒简直是乱搞。这里是灾区，并不是疫区。而且这种对过往车辆喷洒消毒水的做法，究竟能否杀灭传染病毒？还是会加深人们对灾后疫情的恐惧？

　　地震后初期，绵竹市政府也曾打算在公路进出城的收费口处立即设立消毒岗，我们防疫指挥部集体力谏后取消了。当时，我们防疫指挥部与市政府谈判，坚决反对。绵竹市的市长问我，如果不设防疫点，你能不能保证绵竹没有疫情。我记得自己想了想，告诉他：只有按照科学的防疫措施，绵竹就不会出现疫情。

　　新京报：现在绵竹的确没有任何疫情吗？

　　杨：对。我们发动了村医和村民，为我们做疫情监测的前哨，他们每天每刻都在灾民中间移动和生活，掌握的信息应该是最新、最直观的情况；加上政府财政对村医抗震救灾的补贴，现在乡镇医生、村医和村民都被我们动员组织起来了。如果有可疑的发热、集中腹泻病例都会通过手机直接向我们报告，我们立即派出疾控人员实地调查。目前的情况看，整个绵竹地区没有发现疫情，散发的传染病病例与去年同期持平还略有下降，灾区老鼠的密度也未发现异常。

　　本报记者 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