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大陆真好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香港时结识了柏杨的妻子，诗人张香华。这使得他日后认识了柏杨，并结下了20年的深厚友谊。

　　1988年，柏杨夫妇首次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在上海、北京、河南辉县老家、西安都做了停留，周明全程陪同，柏杨一直感慨大陆变化很大。在北京，周明陪着柏杨找到了他原来在北京的住所，因为里面住着人，柏杨就没有进去。后来，柏杨就对周明说，想回河南辉县的老家看看，主要想去看看第一个妻子艾绍荷和女儿冬冬(长女郭素萍)。他还幽默地笑说就不要张香华去了，原配夫人还在，打架怎么办？柏杨让周明送他去北京火车站，说女儿冬冬会在郑州接他，而让周明留在北京陪张香华玩。

　　后来，周明陪着柏杨去了西安。本来，他打算在西安待几天后去其他地方。但是，西安的文化古迹太多，柏杨看得兴致勃勃，就决定不去其他地方了，留在西安。“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去杨贵妃墓，出来已经很晚了。一群学生认出了柏杨，拿着门票、小本请他签字。已经在车里坐好的柏杨不顾其他人的劝阻下了车，在学生们的包围下，给他们全都签了名才走。”

　　周明还记得，当时西安的一些书店搞了签售活动，大批市民排长队等待柏杨签名。后来看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读者没拿到签名，柏杨就告诉工作人员，让读者们写下通讯地址，夹在书里，他回酒店以后签完再寄还给大家。当天晚上，自己陪着柏杨，一直看他一本一本签完，第二天又按地址给读者寄回。“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犀利地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觉得那是恨铁不成钢。在生活中，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谦和，很尊重。”

　　此后，柏杨夫妇和周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过多次电话沟通，柏杨同意将手稿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6年初，双方签署了捐赠协议并公证。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社会为之震动。尤其在文化界，指责、质疑、赞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反对者声色俱厉地把电话打到他的家中：柏杨先生，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现在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你像话吗？但是，这并没有使柏杨动摇。不久，柏杨的部分狱中手稿、书信、书桌椅、笔 、镇纸、受访影音记录等近千件手稿文物，装成了56箱，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其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这些文物、手稿进行了整理，并成立了柏杨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揭牌成立的时候，张香华从台北赶来参加揭牌仪式。临行前一晚，她好不容易让已经88岁的柏杨重新坐到书桌前，并让他写句话给文学馆。柏杨犹豫了很久，写下了“重回大陆真好”。

　　周明对自己最后一次见柏杨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2006年年底，我到台湾去接受柏杨捐赠。在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去柏杨家里向柏杨告别，他躺在床上，夫人张香华对他说我是来向他告别的。柏杨不顾张香华的劝阻，让张香华给他穿好了衣服起了床，坐着轮椅到客厅来和我说话。他说这次手稿文物的捐赠我是下了决心的，你也知道，台湾报纸上有骂我的，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柏杨先生，你到台湾来了半个多世纪，你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大米，为什么要把手稿捐给大陆？但是，这件事我是不动摇的。他还说，等我身体好了，我还想回大陆看看。两岸的人应该相互多看看，便于了解沟通。我说，我走了，我会再来看你。他眼睛湿润了，在轮椅上背过身子往卧室走。我目送着他到卧室门口，他突然转过身来，举起右手对我摆了几下，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想到，这成了永别。”

　　但是，柏杨的更多文物还是在台湾台南大学的柏杨文物馆。柏杨文物馆建在台南大学两幢教工楼里，在400平方米的基础上复原了6处柏杨生活场景。该馆文物全部来自柏杨的家中，有些甚至是柏杨正在使用的家具。柏杨与台南的缘分源自1949年，他先执教于台南市立初中，后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柏杨赠予台南大学的文献包括手稿、校对稿、文物、剪报数据、影音数据、相关研究论文、《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和《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及杂文、小说、诗词、其他史学著作。 柏杨文物馆重建了柏杨入狱前的家、绿岛牢房、出狱后朋友提供的车库之家以及目前寓所花园新城的客厅、卧室、书房等六个空间，藉此还原其写作场景。6个场景中放置不同时期文物，大至沙发，小至纸笔、烟斗、药袋，并与台湾近60年来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结合。 出于真实的需要，他们搬走了柏杨家客厅里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书房的书柜等生活用品，DVD等这样细节化的文物也被收入文物馆。更有些机构提出要搬走柏杨家的床。张香华说床不能搬走，一是他现在正睡着，二来这是张能电动调整角度和高低的床，老人用着方便。

　　“酱缸文化”并未终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柏杨多次受到演讲邀请时说自己准备讲《丑陋的中国人》，但是在台湾屡遭拒绝。1984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请柏杨与张香华完成国际作家写作计划，9月24日，柏杨终于做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猛烈抨击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

　　早在1981年8月16日，柏杨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做《中国人与酱缸》演讲时，就提出了“酱缸文化”的概念：“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于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柏杨虽然已经逝去，但是，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对“酱缸文化”的分析并未终结。

　　著名诗人邵燕祥认为，柏杨的成就决不限于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甚至也不限于《白话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但是，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学者徐友渔说，“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丑陋的中国人》及其提出的‘酱缸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一些风波。我当时感到，他这些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对他的观点总体也比较赞成。他把问题看得那么尖锐，对本民族劣根性深恶痛绝的解剖，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爱之深才责之切，从这点说，我觉得他比一味说中国文化好处的人更爱国。柏杨在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后的态度也非常值得关注。有些人不理解，对柏杨进行了批评，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柏杨在分清是非和道义之后的和解举动很了不起。柏杨除了激烈批判之外，对于推动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和民主、宪政转型方面，他对一个时代脉络和自己理想方向的把握都是很好的。”

　　柏杨著作出版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文与柏杨相交近30年，他认为，“柏杨封笔之前，给大陆版《柏杨曰》新写的序言里面有两句诗，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是他自己一生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