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开始我国环境走到一个拐点

　　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污染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开始，很多学者和官员都提出，我们国家的环境走到一个拐点，环保形势不像以前那么严峻了。

　　冯晓波：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但从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环境安全的隐患来讲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比如去年爆发的蓝藻危机，并不是简单的环境污染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当然各部门在相互配合、信息通报方面也有欠缺的地方。比如说水量少了该不该调水？水量少，比如每秒小于500立方的时候，藻类生长可能会加快。气温提高也对藻类生长有一定作用，一般在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繁殖是比较快的。光照、污染物也都有关系，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我们不把蓝藻叫做污染事件，而是叫做蓝藻危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警示，是一种危机。

　　生活饮用水长期污染积累就可能引发一个危机，我们国家的其他流域，比如像松花江流域属于中度污染，淮河流域属于重度污染，稍微有点外界因素就可能引发事故。

　　如果讲到拐点，现在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开始下降。这个情况去年已经出现了，两年来实施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效果。今年也是重要的一年，要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任务很艰巨。

　　《瞭望东方周刊》：与环境危机事件并生，去年厦门PX项目、山东乳山核电这种特大型项目蕴含的环境危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特别关注，你如何评价这些事情？

　　冯晓波：从这些事情可以反映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在提高，他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至于项目是不是可行有专家论证，要做环境评价，还要向公众公示。对于许多群众提出的出现事故的概率问题，其实是包括在环境评价当中的，是环境安全的一种考虑。概率低，环评的门槛就高，如果事故概率很高肯定不会批。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大家都希望这个概率是零。

　　冯晓波：让老百姓接受这些项目，就要进行宣传和解释：这个项目会带来哪些有害物质，最大的污染是什么，可能会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效益。空气污染、水质污染，这些目前在老百姓看来如同洪水猛兽，我们现在接到的环境投诉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仅我们这个部门一年接到的举报投诉电话就有2500多起。

　　很多群体事件像甘肃徽县铅中毒事件一样是一种长期积累，其实现在事故性排放的几率已经很小了，污染主要通过烟、粉尘进行积累。甘肃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导致很多儿童铅中毒，它这个企业已经运转一二十年了。过去我们也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科技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其实1972年环境大会时中国就成立了环境机构，但当时还是“文革”时期，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环境污染。现在我们通过与国际接轨、通过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认识问题然后着手去解决它。

　　各地政府都签了减排责任状

　　《瞭望东方周刊》：公众关心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环境事件会不会及时披露？

　　冯晓波：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虽然执行方面还不是很到位，但正在慢慢好转。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观念在改变，暗箱操作的理念已经被唾弃。应该说真正让每个信息、每起事故都很透明的地方还不多，但是政府都能用信息发布影响公众。信息发布不仅是媒体发布，比如说一条河受到污染后，可以设置标志牌通知沿河老百姓禁止饮用河水、禁止吃河里的鱼，这些都是信息发布，就是方式不一样、渠道也不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几年，地方利益集团，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都被认为制约着环境执法。

　　冯晓波：地方官员的观念都在转变，又好又快地发展，不要形成污染，这已经在地方官员中间形成了一种主流观念。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市长上任后都提出要控制住GDP，不要GDP过快增长，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观念了。当然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还是主要的，环保对于发展来讲是一种保驾护航的作用，我们要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西部地区，从去年开始广东、福建这些沿海省份启动产业升级，纺织厂、印染厂都可能大量内迁，这会不会把污染源带到西部？

　　冯晓波：每个地方都有环境容量，比如空气中可以排入多少二氧化硫，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空气质量、水质这些都有区域功能规划标准，有容量就可以在这个地区发展一些企业。如果没有就要关闭。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西部内陆地区，比如到重庆，重庆必须要做环境影响评价，认为自己还有容量才可以迁移。

　　现在各地都在做这个事情，减排主要是两项约束性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一个是化学需氧量，两项硬性指标要下降10%，这是各地政府签了责任状、必须完成的，完不成任务要向国务院做检查。这些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是很明显的。如果引进一个污染比较重的项目，地方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容量够不够，引进以后能不能完成这个减排指标，超过1%也不行，地方发展必须要有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