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蒂玛:关注少数民族律师断层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16:45 《法律与生活》杂志

  法蒂玛:关注少数民族律师断层

  成熟、美丽而知性的法蒂玛·马合木提有3个第一:乌孜别克族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个创办民族律师事务所,新疆司法界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

  法蒂玛1985年从新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97年组建了新疆第一家合作制少数民族律师事务所,至今共办理案件近万件,担任法律顾问50多家,为当事人挽回损失近亿元。1998年,她被评为新疆十大杰出青年,2005年荣获全国侨联先进个人称号,从1997起年连续两届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写了70多份提案,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新疆人口近2000万,少数民族比例很高,但执业的少数民族律师却仅有320多名,其中克孜勒苏州人口44万,少数民族律师只有12名;塔城地区人口92万,其中少数民族占38.5%,“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执业的律师只有8人,8人中使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语言的律师仅有4人,而且年龄都在60岁以上,即将退出律师行业”。

  因为少数民族律师极缺,造成的现状是,一些民族案件开庭时,原告和被告所请律师,是同一个所的律师,“这和现行法律是冲突的”。

  这些少数民族律师中有不少人,因为民族案件收入低而另谋职业,造成一些民族案件只能聘请汉族律师带翻译出庭。少数民族地区本就贫穷,当事人聘请律师花钱,聘请翻译还要再花钱。

  “汉族律师收费较高,条件好的,请汉族律师,条件不好的,请民族律师,但民族律师不够用,他们就不请律师了”,法蒂玛满脸忧虑,“少数民族当事人得不到法律帮助,是我们法律人内心的痛啊!”

  现状的背后,是少数民族律师断层。

  虽然对少数民族降低了司法考试的门槛,但还是困难重重,因为使用本民族语言参加考试的人员,本民族语言法律资料缺乏,大部分参考多数民族语言,比如哈萨克族语言的司法考试,参考资料多数使用的是维吾尔族语言,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就增加了司法考试的难度,而那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因为律师收入太低不做律师,“大部分做了检察官和法官,有的干脆做买卖去了”,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一些优秀律师投奔首府执业,“这都是造成律师断层的原因”。

  为解决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律师断层问题,法蒂玛这次提交大会提案建议:在适当降低民族考生司法考试分数线基础上,用国家财政补助等方式特批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律师缺乏的困难,给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执业律师更大程度地减免会费、注册费等优惠政策。

  刘红宇:生命权高于一切

  作为北京市第12届、13届人大代表,刘红宇被人们称为“小钢炮”。她提出的很多议案和建议,引起北京市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很快得到了落实。

  这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向大会提交了7个提案,其中包括“建议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对生命权的保护”的提案。

  2007年11月21日,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在北京市朝阳医院接受治疗,其男友即胎儿的父亲肖志军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医院经请示卫生局,领导指示不签字就不能手术。医生在轮番药物抢救3小时后,当晚7点20分,李丽云死在病床上,胎儿死于腹中。

  这样一个悲剧,让刘红宇辗转难眠。

  刘红宇介绍,她的母亲是个医生,毕业后主动到家乡重庆奉节医院工作,被患者称为“活菩萨”,“作为医生,我妈妈救了很多产妇的生命”。

  作为一名医生的女儿,对发生在医院里的悲剧,有着极为特殊的感受,“李丽云事件发生后,我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

  孕妇李丽云之死,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从最初责骂“愚昧无知”的孕妇“丈夫”,到拷问医院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再到反思“手术签字制度”背后的问题。如今“手术签字制度”正从一种个人的遭遇扩展到更普遍的社会层面。

  刘红宇认为,“手术签字制度”的法律基础是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其合理性和价值取向成为众矢之的”。

  从立法本意来讲,“手术签字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即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有知道病情和自主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这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对生命尊重的体现,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滥用权力。

  然而,在面对李丽云母子双亡悲剧的时候,医院及医生所坚守的“手术签字制度”,是否过于冷酷和僵硬?在这种危急关头,医院及医生的不作为是否“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刘红宇开始对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所规定的“手术签字制度”进行深入思索。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在实际生活中,根据这条规定,一旦患者、家属或关系人拒绝签字,医疗机构就当然拥有了“不作为的权利”。简单从第33条的字面含义理解,医疗机构此时采取不作为,也不违法,否则将视为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违反第33条确定的手术签字原则,并将可能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一项制度,由原则和例外所组成,凡原则必有例外。没有例外的制度,是僵化的教条”,刘红宇认为,“手术签字制度”作为一般原则,仅适用于非急诊抢救状态下的平诊医疗行为,而不应适用患者处于病危时的“急诊抢救”的例外情形。如果不区分急诊抢救与非急诊抢救,均以此作为手术的前提要件,“制度就显得过于刚性,是僵化的教条”。

  试想,当患者病危面临生命危险时,如果不具备这个条款的条件,医疗机构就无法实施手术,患者就可能因此失去生命。这就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手术签字制度”的缺陷,“而正是这个制度缺陷,导致了李丽云母子双亡悲剧的发生”。

  刘红宇为此专门查阅了国外的有关法律,其中美国的《医疗法——紧急施救手术法》规定:“医生有权在病人面临生命威胁,或有导致身体残疾的危险时,在未得到病人同意以及未得到任何其他人准许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救治”,即法律明确规定了急诊情形下医疗机构及医生实施抢救的义务,避免了在未能取得患者及家属意见的情况下发生贻误抢救时机的事件发生。

  “这项法律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刘红宇说,“生命权高于一切权利,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他一切权利,都将失去意义”。

  为此,刘红宇在本次全国政协会上专门提交提案,建议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对生命权的保护。

  韩德云:取消“中福在线”建议的诞生

  2008年1月初,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的办公电话响起,负责电话记录的是他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韩德云办公室的电话,“有专人来负责记录,并将其整理出来”。这些电话中,“有一部分便是议案和建议的最初源头”。

  在这本厚厚的电话记录中,韩德云看到:有群众举报,在重庆市街头流行着一种类似于“老虎机”的彩票,叫“中福在线”,这种即时开奖型的彩票致使很多人上瘾。

  从未接触过体育彩票的韩德云喊来几位同事,询问其是否了解“中福在线”,结果“事务所的很多律师对此也是毫无了解”。

  “不了解没有关系,现在去了解也不迟。”韩德云对同事们说。随即,他将事务所的律师分为了两队,其中三四名律师负责奔赴反映人所提供的重庆七八个“中福在线”的场所进行实地调查,另外2名律师负责“在家上网查阅资料,看看它究竟是否合法”。韩德云本人也加入到了查资料的行列内。

  几天后,实地考察“中福在线”的律师回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韩德云“它就是老虎机”。

  负责调查的律师说,“中福在线”的外形和老虎机、游戏机相似,具有即时开奖、积分兑奖的功能。屏幕上方是全国奖池的总积分,下方滚动报道各地彩民中大奖的字幕,“互动性和刺激性极强”。而大厅内每台机子都贴有“彩市有风险,请理性投注”的警示语,但与此同时,“爆机”中大奖的条幅和“英雄榜”却更为抢眼。

  负责调查的律师也亲身体验了几把“中福在线”。结果,几位律师的体会均是“容易上瘾”。另外,据律师观察,每天上午10点到凌晨1点,“中福在线”一天长达15个小时营业时间内,有人一直守在机器前。游戏每次下注100分,共九条线,一次就是90元。按照2~3秒钟按一下键的频率,“如果运气不好,2000元钱一分钟就会输光”。

  与此同时,负责上网查阅资料的律师也整理出概况来:“中福在线”视频型彩票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发行,以计算机和通讯网络作为发行载体,通过彩票销售店集中销售,彩民使用投注卡或充值卡作为结算工具并现场开奖。

  与传统的刮奖型、电脑型彩票不同,“中福在线”视频型彩票一般设在专门的销售大厅内,为了吸引人气,经营者往往故意营造出红火热闹的赌博气氛;在博彩方式上,无论从投注终端的样式、游戏内容、游戏规则以及兑付方法等都与国家禁止的老虎机等高度相似,具有即时开奖、积分兑奖、随时充值、连续投注的特征,互动性和刺激性极强,彩民一旦投入,在赌博心理的刺激下往往欲罢不能。

  韩德云自己也从媒体上看到:“有很多起因沉溺于‘中福在线’视频型彩票而导致学业荒废、工作丢失,甚至自杀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悲剧。范围遍及全国。”

  韩德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亲自找来几名投诉人,与他们深入交谈。投诉者中有人认为“中福在线”好,也有认为它不好的,他需要听取双方的意见,“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种现象”。

  2月初,参与调查的律师们与韩德云一起开会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韩德云最终将其形成了一份建议,带到了北京,提交给了十一届全国人大。

  韩德云认为,尽管任何彩票本身均具有博弈色彩,但过分渲染和刻意营造其赌博投机性质的形态一旦出现,就可能走向国家设立公益彩票本意的反面。虽然从发展的角度看,国家未来是否可以有条件地放开赌博业作为一项话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目前民政部大力推广的“中福在线”视频型彩票,由于事前考虑不周,彩种设置不当,再加之疏于规范管理和正确引导,很容易被社会公众误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以发行福利彩票募集公益资金的名义行公开设置赌场之实。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他承认,“我国从1987年首次发行社会福利彩票到1994开始发行体育彩票以来,我国彩票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为筹集福利资金,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国公益彩票在发行、管理、资金使用、监督等环节也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

  “我建议民政部责令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立即取消‘中福在线’视频即开型彩票,并就‘中福在线’视频即开型彩票设立背景、推出以来网点布局和运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使用情况等向全社会作出公开说明。”

  这份从群众反映中得来的建议,只是韩德云今年带来的10个议案、建议中的一个。“通过律师们平日交流,他们提供的素材、信息”也是其议案、建议的来源之一。另外,作为人大代表的韩德云在闭会期间的一些专题调研,在其中发现的问题也转换成了他的议案、建议。

  在韩德云看来,律师职业“天生便是代理人”:代人说话、代人请命、代人做事的。作为两届人大代表的他,深深感受着身上这份责任的重大。

  附录:律师部分提案、议案摘录

  全国政协律师委员:

  于宁建议:尽快设立“国家律师学院”。

  背景: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同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国家先后批准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但目前,广大律师仍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府。

  王林建议:国家发行法律援助彩票,弥补国家财政经费不足问题。

  背景:如果通过发行法律援助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并定期投入到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必将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施杰建议:律师欲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通过律协推荐,申请者向所在地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请,经审查考核合格者,报送省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人选。

  背景:法官、检察官辞职去当律师,非常容易,而律师很难进入到法官、检察官队伍,这与先当律师再当法官的国际惯例差异很大。造成这种单向流动的原因由我国人事体制和司法制度所决定。

  马虎成建议:将青海省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助经费及藏区少数民族的人民调解员培训费——并列入国家财政预算。

  背景:青海省2007年调解民事纠纷3万余件,但因为青海财政困难,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的补助经费难以落实。

  全国人大律师代表:

  山东许智慧:建议加强城管立法,规范城管执法。

  理由:没有必要完全摒弃小商贩,应该化弊为利对小商贩进行引导,允许其小范围流动经营,但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管理措施。

  山东杨伟程:建议对北京奥运遗产进行保护。

  理由:北京通过申办、筹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所产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是世界奥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贡献。保护和合理利用北京奥运遗产,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河南邸英琪:建议从制度上遏制腐败。

  理由: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将公务员的所有收入放之阳光下,包括其近亲属等人的收入情况。

  江苏刘玲:建议让社区矫正对象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改造,给予人道待遇和人性关怀,使其尽快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湖南秦希燕: 建议修改司法解释,取消同命不同价的赔偿,建立统一赔偿标准。

  理由:虽然生命是无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只是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将其量化,以用于赔偿。但如此规定,实质上造成了城镇居民的生命比农村居民的生命贵,并且越来越贵,也就造成了“同命不同价”。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4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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