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的曲折成长

　　掌握各种政策资源的部委，需要由综合改革试验者直接去实现对接、争取资源。就浦东来说，希望实施的改革想法在主管部委那里都要获得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这种情况几乎哪个部门都有过。”“最难的是人事。在公务员制度上，浦东能自主实施的改革，还是有限。”浦东区委一位官员如是说。“下改上不改，我们只会越来越累。”一位曾任职新区的官员，如此由衷感慨。

　　腾挪出的空间

　　浦东综改在这样的制约之下继续前行。

　　2007年，当成渝试验区的城乡统筹沸沸扬扬之时，浦东正在紧锣密鼓重新排布管理体制，比如，让街道退出招商。

　　目标模式是：街道不再招商，将精力集中于公共服务，公共支出按实际需要编制预算，纳入功能区统一编制预算并得到保障。

　　浦东新区从阻力相对较小的街道开始试点，一年后即在全区推开，强力终结了“千军万马搞招商”的恶性竞争。一个必须跨越利益格局的改革措施在这成为现实，浦东排除困难的改革活力再次得到印证。

　　此举也体现了两年前即进入计划的上海市市政府的想法——街道回归公共服务和管理本职，政府进行公共财政保障的计划。

　　而争议之声始终不绝，有人认为功能区的设置与宪法规定的政府层次不一致，有人认为增加了行政成本。对此，浦东深感压力。

　　2007年，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浦东调研时表示：“我原来也对这个提法(功能区)有些想法，现在看来有其道理。我们要研究怎样去完善它。”

　　2008年，上海市浦东综改试点领导小组的成立，让浦东再次感受到动力。

　　在1月的上海市两会上，市长韩正说：“谁是新当选市长，谁就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组长。”他更在小组讨论中表示：“有问题，我承担。”

　　这些鼓励，正是基于浦东综改以来的切身感受——“一个强大的体制，内部要生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胚胎，它会自我保护。上下不对接不是来自我们，是来自于外部。”一位浦东官员如是感慨。

　　民间社会的曲折成长

　　“小政府、大社会”，是国内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学者极力推崇的，浦东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

　　这里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社工组织——乐群社工服务社，以及第一个市民会馆——罗山市民会馆。跟国内其他地区的NGO模式不同——这些机构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购买的“服务订单”，机构平稳发展的同时，社区居民得以享受到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交流、专业展示等等。

　　2007年，总理温家宝来到浦东，特别视察了一座名为市民中心的建筑。当随行人员提醒他启程时，温家宝说：“我还没看够呢。”

　　这座2006年10月正式启用的市民中心，不仅包含涉及47个部门的“一门式”办事服务窗口，更立志打造成“听政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交往中心、市民交流互动中心、市民文化展示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

　　其中包括43次市民听政活动。新小区的菜场选址如何与周边环境协调？类似这样的问题被居民提出来，经由市民中心形成书面材料，提交至各委办局。这被称作“发球”。

　　NGO的发育成长，是浦东新区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重头措施，2007年新区向NGO购买服务额度为60万元。

　　综改期间，浦东新区公益组织孵化器正式成立——“多背1公斤”等知名民间公益活动，由此得以落地，拥有一个实体的办公地点以及一个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平台。

　　浦东新区民政局局长王家桢说：目前在浦东新区，各种政策扶植培育了600家民间机构。作为民政局长，他并不为这个数字感到自豪：“如果能发育5000家，那就差不多，现在这些还不算什么。”

　　让王家桢感触更深的，是民间公益机构的壮大之难。大部分机构资金拮据，境外基金会的支持又受到诸多限制，于是众多的草根NGO“起步容易发展难，总是长不大”。

　　不动摇

　　三年时间，转眼即逝，浦东走过了开发开放15年的重大瓶颈期，综合配套改革也不断地迎来新的挑战和思考。

　　在陆家嘴世纪大道的路口，一块闪亮的牌子展示着邓小平十多年前对浦东的叮嘱：“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浦东所做的改革措施，既要为浦东、为上海争来更多的发展动力源，更要为全国更多地区的改革创新提供更具可复制性的样本。

　　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从迅速开发火热的土地，到急切摆脱对单纯投资的依赖，再到社会、政府管理机制的复杂博弈——浦东的命运和困惑、压力和挑战，似乎都准确地应和着这个国家的今昔。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韦黎兵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