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标准让受害者得不偿失

　　赔偿标准让受害者得不偿失

　　国家赔偿的标准过低也广为民众所诟病。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事实上，许多公民因为人身自由被限制蒙受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就更不用提。

　　2001年陕西咸阳发生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中，少女麻旦旦无故被称为妓女并失去两天人身自由，澄清事实后赔偿义务机关泾阳县公安局仅按当地日平均工资，向麻旦旦支付赔偿金74.66元，举国哗然。

　　而在佘祥林案件中，3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只实现了40万元~50万元，其中大部分还是当地政府以“生活补助款”的形式发放的。虽然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提高到每天99元，但对每一个遭受身心摧残的具体受害人而言，这一数字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与会专家表示，这么低的赔偿，事实上无法对侵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警醒，在国家总体财力比十几年前有显著提高的今天，提高国家赔偿的标准，已势在必行。

　　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原主任江必新认为，国家赔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额度不是越高越好，而且，如果对国家机关的赔偿责任要求过高，就可能“束缚”公务员的手脚、降低行政的积极性。他建议先把受偿范围放宽，在每笔具体金额上却可以适度降低要求，以满足现阶段大多数受害人的基本需要为第一要务。

　　先赔付再申请成实际执行障碍

　　目前的国家赔偿往往由赔偿义务机关先垫付，然后再向国库提出申请，这样，由于赔偿义务机关资金紧张，对公民提出的赔偿要求，能推就推。

　　据了解，现在许多地方没有把国家赔偿纳入财政预算，实际上很多赔偿费用已经发生，但是都没有到财政“报账”，而是通过单位出钱、部门出钱甚至私人掏钱的方式“私了”。

　　马怀德认为，修改《国家赔偿法》要注意完善我国相关领域的财政体制，由财政部门直接向受害人支付国家赔偿金，这样才能有利于赔偿金预算的规范化，减缓赔偿金拖欠压力。

　　国家赔偿法颁布前的冤案是否有权获赔

　　王思堂案和佘祥林案一样，错判行为发生在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但平反却是在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月出台过明确的司法解释，表明《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规定处理；发生在此日期以后并经确认的，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虽然有着上述明确规定，但我国《立法法》中明示：法一般不溯及既往，但对公民权益保障有利的，可以溯及既往。马怀德据此认为，《国家赔偿法》对一些实施之前就存在的国家机关侵害行为，可以规定适当采取“溯及既往”的做法，但从可操作性上看不宜过度，否则可能导致沉冤泛起、财政不堪重负。

　　姜明安认为，对持续性行为（如被非法关押十年，中间跨越了1995年）而言，虽然司法解释认为应分段处理，但从法理上看，受害者被关押的年份是连成整体的，所以都应该适用《国家赔偿法》。现实中，像这种情况有很多，姜明安认为应推动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出台，解决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