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感”责任感及其他

　　“优越感”不是一个定数而是一个变数，“优越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达到的。

　　-赵 畅

　　“优越感”，乃“自以为比别人优越的意识”之谓也。在传统观念里，优越感往往与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连在一起 。时至今日，在我看来，“优越感”该是个中性词，关键看有的人如何对待之。

　　“优越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推不掉也躲不掉。比如，你家庭各方面条件好，你能没有一丝 “优越感”？你工作出色、成绩突出，你能没有一点“优越感”？“优越感”有正面激励效应，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有 可能遭人嫉妒，也可能成为自己的羁绊。唯有将“优越感”转化为责任感，当是首选。

　　想起了发生在美国富翁中间的事：前不久有人评选出美国富翁的十大理想居住地，其中阿斯潘排在首位。然而，让人 诧异的是，阿斯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比其他九大居住地好。何故？原来其他九座城市虽然各方面条件好，但将当地的穷人，特 别是乞讨者都赶了出去。将当地的穷人都赶走了，富人怎么发展慈善事业呢？尽管九座城市以后又出高价请回了一些穷人，但 数量还不及阿斯潘。阿斯潘的领导者该是有先见之明的，其回答耐人寻味：“如果一座城市里居住的全都是富人而没有穷人的 话，那富人的‘优越感’不就没有了？如果居住在这里的富人们一点‘优越感’都没有，那么富人们还会来这里定居吗？”想 一想也是，美国富人大凡热衷于慈善事业，而发展慈善事业是建立在有穷人基础上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这些富人有“优 越感”，但没有仅止于“优越感”，他们将“优越感”转化成了发展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因而也获得了社会和人们的认可。

　　对“优越感”转化为责任感的理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讲过的故事更让人回味：有位美国富豪贝林先生，他在世界 富豪榜中排名非常靠前。他曾捐献给北京自然博物馆2400万元。他告诉余秋雨：“我现在年纪老了，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 人生目标。第一个阶段求多，我实现了；第二个阶段是求好，我的飞机是最好的，我的住宅是最好的，我的享受是最好的，我 也做到了；第三阶段是求异，就是谁都没有经历的，我要经历，比如我自己开飞机。所有这些，我都在60岁时得到了满足。 于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无聊。直到2000年3月份，一个越南的残疾女孩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把一张轮椅推过 去，她坐上去时很慌张，但是几分钟之后，她觉得获得了自由，她的眼里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在非洲津巴布韦，一位男青 年背着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眼前，‘这是你母亲吗？是你朋友吗？’我问他，‘都不是，我在路边看到这个人需要背，我就把 她背到你这儿来了。’我从这个小女孩和男青年的身上知道了我需要做什么。”如果说，从“求多”、“求好”到“求异”是 贝林先生其“优越感”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从小女孩和男青年的身上知道了需要做什么”，该是贝林先生责任感的勃发 。

　　细细品读贝林先生的一番话，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优越感”转化成责任感的一个契机，那就是物质欲得到高度满足以 后必然出现的“一种深刻的无聊”。自然，面对“无聊”，有的可能会继续“无聊”下去，有的则会觉醒。觉醒靠什么？靠文 化。诚如贝林先生所言“其实这些事情早就可以做，为什么没有文化来提醒我？”是啊，“我们要创造和谐社会，要救助更多 人，就要让更多人的精神力量汇聚到比较高的层次上”(余秋雨语)。

　　在深切呼唤文化自觉的今天，我们亦期待“优越感”转化为责任感故事的不断演绎，无论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单位 ，乃至一个地区。事实上，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假若沿海发达地区之于中西部地区，其有“优越感”的话， 那么自觉担当起伸出缩小地区间差别的援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担，不就是其富于责任感的表现吗？假若我们的企业家能够 承担起慈善的责任，能够关爱社会的弱势群体，那么在全社会营造一片和谐氛围，不就指日可待、翘首可盼的吗？

　　只须说明的是，“优越感”不是一个定数而是一个变数，“优越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达到的。是否能够通过努力 争取具备“优越感”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具有责任感，能否将责任感打造成一个定数、一个常数，因为这事关文化 自觉，事关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