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镇反记忆点滴

    北京城反革命分子大登记

　　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了解和掌握敌人情况，打击继续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通令，在已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党中央1950年3月的镇反令发出后，各级公安部门更进一步抓紧此项工作。

　　北京市的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开始较早，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充分、收效显著。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拟订了布告和登记办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机关、宪兵等资料，让做登记工作的干部、民警熟悉和掌握。在登记工作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各行业、高等学校领导人座谈会，积极分子会，以及群众动员大会，做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北京市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共登记特务分子3533名，其中军统717名，中统1527名，其他1289名，站组长以上者179名；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43名，其中国民党2797名，三青团338名，青年党21名，民社党87名。缴获各种枪支98支，证件2337件。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北京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除南逃者外，大部分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了反动党团特分子的政治面目，揭发了他们的许多罪行，这就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分清了敌我界限，减少了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空隙，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要亲眼看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孙子检举了爷爷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这里是一篇当年孙子检举爷爷的文章。

　　我爷爷叫冯锦修，河北省霸县冯村人，过去是妙峰山佛教龙华会福通盘之主。敌伪统治时，勾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王揖唐。胜利后又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州等有了联系。

　　在我们家里，还有冈村宁次给我爷爷写的“善人匾”。他就用迷信来残酷地剥削着霸县的人民。他脑门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疙瘩，自称“老佛爷”，他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说：“这个大疙瘩就是福，怎么别人长不上？将来要有大难，跟着我入道的就能活，不入道准死不能赦！”

　　15年前，他就在霸县吸着人民的血。那时我还小，详细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有的为了信道倾家荡产，为了给他这个“活佛”交钱就得卖儿卖女。入了他的道门儿就是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无边的火坑。而他却慢慢胖了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

　　七七事变那年，我六岁。乡村人民普遍地要求抗日，他害怕，卖了房地来到天津，勾结着天津的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打发手底下的小头子把从家乡道徒们那里剥削来的钱用自行车装来，供他挥霍。接着，他做了好几个大买卖发了横财。我小时候，不知道爷爷的双手沾满了血，不知道爷爷是这样毒辣无耻的人。我花过带血的钞票，我后悔死了……

　　他不但害别人，还害死了我母亲。

　　我母亲不信爷爷的教，她看清了爷爷干的勾当。爷爷知道了我母亲反对他，说我母亲犯了“家规”，买来鬼子打狗的皮鞭，他瞪着眼，逼我父亲含着眼泪，抽打母亲，听着母亲痛苦的呼叫。

　　母亲就这样屈死在我的爷爷——恶棍手里。九年前，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血债，我不能忘记，我要向他讨还！

　　他想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人民。但我揭穿了他们无耻的诡计，坚决地反抗，和他们对立起来，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949年我入团时，爷爷阻止我，恫吓我，我没被吓倒。我参军时，他又想施用故伎，但阴谋又被我粉碎了。

　　爷爷又是个造谣的能手，他对道徒说：“‘大道已明’，别‘胡信’共产党。”

　　破获“世界新佛教会”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我知道了爷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恨他，谁也不能饶恕他。下午两点多钟，我到一区海拉尔道派出所去检举他。过了三四天，爷爷被抓走了。我心里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政府赶快把他枪毙了，给霸县的老乡们报仇，给我妈妈报仇，给人民除害。不久，他又被放了出来，我心里凉了。

　　但人民的眼睛里不能揉进一粒沙子。这次严厉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又被逮捕了，政府把他押到霸县，将要在那里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

　　明天，我要向上级请假，参加这个会，我要控诉他的罪恶，我不准人民公敌活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幸福美丽的生活，我不能让爷爷这样的人来破坏，我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