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权利也要受到保护

　　罪犯：我也是公民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

　　我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是从《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始的，接下来我还写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的诞生有它的偶然因素。在一次民主与法制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做了主题发言，说“文革”期间他被关在小汤山的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这个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很有意思，它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就是他自己。邓力群说完这个之后，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他当时亲眼看到监管人员为了惩罚被审查的人，故意把一碗饭倒在地上，要那个人趴在地上给舔了。

　　这太不像话了，我决定要给罪犯写一篇文章。我找了我的朋友徐炳。他此前在《光明日报》上就张志新事件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有17个省的报纸转载了他的文章，他写这篇文章前征询过我的意见，就这样认识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以我为主，是我俩共同起草的，刊登在197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罪犯也是公民，他有很多权利，尽管剥夺了他很多自由，但他的财产、他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都要受到保护。文章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我、《人民日报》、全国人大研究室，还有公安部劳改局，这四个地方都收到好几百封信，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该文引起很大的风波。胡乔木点名批评我，全国检察长会议也在一个文件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两篇文章，说是自由化的代表。一篇是人民日报刊登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另一篇就是我的这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我私交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了一整版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不同意罪犯也是公民。

　　后来，公安部劳改局办公室主任李均仁跟我交换意见。他说，“李老师你的文章写得好，很多事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希望你再写。”虽然前一篇文章已经被高层批了，但后来我又写了《再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1980年第3期的《法学杂志》上。那时学术界比较自由，虽然有批评，但还是可以发表。

　　为什么要写第二篇呢？第二篇有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后，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当时法学界很多人认为，一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所有的政治权利就都没有了。我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四项政治权利没有了，其他政治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例如申诉、检举、控告、揭发……直到你执行枪决之前，你都可以喊冤申诉，这个权利是不能剥夺的。这也是政治权利。

　　后来清理精神污染，中国社科院各个所也要清理，法学所报了两篇文章，其中就有《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还有一篇是姚壮写的，他在合资企业的中资比例问题上，和中央的想法不一样。这两篇文章上报后，主持会议讨论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保了我，他说：“李步云这篇文章没有错，观点是对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顶多是说早了一点，现在我们这些老干部的权利还得不到保障呢，别说罪犯了。”

　　党委不再审批案件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陈述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9条理由，后来我参与起草的中央64号文件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1979年，刑法、刑诉法等7部法律出台以后，胡耀邦说，党内有些规定和这些法律有矛盾，中央应该出台一个文件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中央书记处就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推荐人，后来决定让我来搞，具体内容要我调查研究以后再定。我个人做了一些调查，起草了第一稿。

　　后来邓力群和我商量说，这个文件的起草太复杂了，涉及到好多问题，要我再推荐两个人，我就推荐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和刘海年，加上邓力群推荐的一个人，我们4个人起草，由邓力群主持、滕文生参加，一共讨论了8次，7次在中南海，最后一次在于浩成办公室，每次都是讨论完马上修改，第二天在中南海里面的印刷厂打印出新稿。我记得最后一次讨论前，邓力群告诉我说：“政治局马上要开会讨论了，你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改的？”我们又修改了几个字，由我写条子告诉邓力群。讨论过程中我们没有意见分歧。听说文件通过以后，最高法院党组全体鼓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到处讲，“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个文件名叫《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也叫“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颁布的。64号文件的突破有几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一词，这是有意识地使用“治”而非“制”字，和我的观念有关系；此外，取消“公安六条”中的反革命罪和恶毒攻击罪，还宣布已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公民享有一样的平等权利；此外，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在建国后到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判3-5年以上刑期的稍微严重些的案子，必须经当地党委讨论通过以后，检察院才能盖章批捕、法院才能判决。在接到64号文件起草任务之前，1979年3月6日，我就写过一篇2000字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陈述了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9条理由。不久以后，《人民日报》就用“大参考”把这篇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看了。我跟邓力群说这个内容应该写进文件，他说“你去调查一下”。

　　在最高法院，接待我的是研究室主任鲁明健和一个姓范的庭长，我说准备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当然很同意，但是最好是由学者提出来，“由我们法院提，别人会说这是向党要权。”在最高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我提出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也获一致同意。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支持了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决定。大概是天津清河县，几十人开党委扩大会议时抱怨说，现在是秋收大忙的时候，事情很多，党委会还得一件件地审批案子，这个事情值得考虑。有位参会的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内参，胡耀邦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都批了，说要不要保留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值得研究。当时我们在中南海起草64号文件，这个内参批件也印发给我们了。这就是64号文件起草的大致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