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荫：寻觅大学精神

　　故事里的人和事皆成为历史，俱往矣。然而，从中闪现出的大师风范、大学精神，让人追怀之中生出万般感慨。

　　-杨树荫

　　大学，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圣地，关系国家和民族之未来。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累世代之精髓，为万人所景仰。

　　大学精神是创新与求索的精神，宽容与博大的精神，独立与批判的精神，荣誉与自尊的精神。大学精神流淌在课堂上 、校园里，流淌在校长、教授、学生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社会。

　　欲知中国之未来，且看今日之大学。

　　中国大学之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可谓加足了马力。大学合并波、扩招波，声势迭起。近六七年，招生人数从一百 来万猛增至四、五百万，多少青年学子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史无前例地进入大众教育时代。

　　然而，相当一些人以为这就是中国大学发展之最迫切要求，还以为：大学之大，在于大厦之大、规模之大；高校之高 ，在于规格之高、级别之高。至于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精神之内核，谁又顾得上，真是呜呼矣哉！

　　大学精神何处寻觅？窃以为，总有负面的东西在干扰、消蚀大学精神。譬如浮躁，急功近利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 ，一个教授竟带上十几、二十几个研究生，学生追寻导师，导师却认不得学生，已是见怪不怪的校园常态了；譬如浅薄，大学 毕业生顾不上学术与专业，争先窜后地争考公务员。在校教师则争挤行政级别，一个处长职务，引得多少教授竞争。一所著名 的高等学府，居然组织毕业生签立廉政责任书，近乎于搞笑，不必当真。但是大学图虚名，拿大学生作秀的事举目皆是；譬如 无知—一座百年学府的校长，在众目睽睽的隆重场合，竟不认字、认错字、词不达意，在世人面前丢人现丑，若蔡元培、胡适 等前辈校长地下有知，当笑还当哭？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厦之大，而在于大师”。大学离不开大师。而大师者，即大学者、大教授、大学问家也。大师 ，乃大学之栋梁，大学精神之传承，非大师莫属。

　　一个真实的故事，尽可折射大学之精神。钱德拉塞卡，美籍印度人，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0世纪4 0年代中后期，他已是名闻世界的大教授，却每星期驱车数百英里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就授予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与李政道。这种事，在我们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现今的人们懂得机会成本，珍 惜时间价钱，谁会干这种笨事？但是，钱德拉塞卡就是这么干，在我们面前树起一位真正教授的道德丰碑，让人敬而仰之。可 见，大学精神在于大师，而大师，则由道德人品加学识所构成。

　　一个大师则为一己之精神，一群大师则为一校之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从教授到学生，几乎都很穷， 教室只有椅子，没有桌子，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一下雨，宿舍里便泥泞不堪。西南联大的设施，愧称大学。然而西南联大 却拥有一批道德学问皆一流的大师：朱自清、闻一多、费孝通、吴大猷、陈岱孙等。这些大师，若要赚钱，可谓轻而易举，但 却心甘情愿陪着学生受穷。朱自清当时穷得连过冬的棉袍子都做不起，却婉言谢绝润笔费高达3000元，为附庸风雅的商人 作一篇寿序。有什么样的大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西南联大在8年时间里，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联大对国家发展功不可没。

　　故事里的人和事皆成为历史，俱往矣。然而，从中闪现出的大师风范、大学精神，让人追怀之中生出万般感慨。

　　寻觅大学精神，绝非易事。“文革”十年，中国的大学遭受灭顶之灾，大学停招，校园荒芜，教授进入“牛棚”，知 识成了祸害，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而改革开放后，让中国的大学绝地逢生，开始了复兴与追赶的征程。不幸的是，却不少人陷 入误区，以发展经济的思路发展教育，把市场经济的规律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比如投入产出效应、规模效应等悉数采用，甚 至把“做大做强”这种低俗口号当作办校良策，把大学当作企业，把学生视作产品，生出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怪异之事。

　　万事万物各有各的规律。走进森林，那是生态规律；进入社会，那是社会规律；踏进校园，即是教育规律。大学的发 展、大学精神的培育，绝离不开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只要循着这些规律，对大学的教育体制、教学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 革，让大学之门向世界打开，积极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大学精神自然水到渠成。

　　大学精神作为现实与愿景，都在呼唤我们，那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一道光明。

　　大学精神就在我们纯朴与崇高人们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