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五小时后死者仍躺在现场

　　-五小时后，死去的闫明还躺在现场

　　两三分钟后，警察和救护车相继赶到，医生去抢救闫明，但不让我们留在现场，警察直接把我们拉到了警局了解情况。在警局我们一直问，闫明现在怎么样啊？没人告诉我们。后来一个目击整个过程的路人好心过来安慰我们：你们朋友现在没事了，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我们相信了。

　　第二天早晨五点，我还是不放心，在警局给朋友打电话，让他赶紧去医院看看。朋友去了只看到杨虎，但没有闫明。他又去了案发现场，结果看到了闫明，当时已经早晨八点多，他还躺在地上……

　　-两天后才知道，同伴成了被告

　　到警局后，我们被挪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知道是哪儿。后来从律师那里才知道，最后到的是17区刑警1大队。在刑警1大队，等到16日快下午翻译到了，开始录口供，一直录到晚上很晚，才放我们四个人回去。这期间我们和刘晓楠一直是分开的。我们问为什么不让刘晓楠跟我们一块儿走。警察说，你们放心，他是第一现场的证人，很重要，明天就可以走了。

　　第二天，也就是17日，接刘晓楠的时候，警察又让我们做了一个笔录，又和那几个阿拉伯嫌疑犯对质，直到夜里快12点。期间我们一直问：现在刘晓楠该出来了吧？他们一直说，再等会儿，48小时以内肯定让他出来。

　　快满48小时的时候，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们说，现在我们要把他移交到法庭，那两个阿拉伯人因为证据不足可能会被释放……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这边的男孩子成被告了。

　　我们慌了，不停地问警察、问翻译，才知道，第一次录的口供对我们很不利。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被吓坏了，神志不清，语无伦次，说得乱七八糟。但当时的情况的确很混乱，谁也没办法完全说清楚；对我们更不利的是，凶器还没有找到……

　　闫明父母终于见到儿子遗体

　　法国时间3月25日早晨10点，闫明的父母终于在巴黎12区的法医中心见到了儿子的遗体。

　　吕迪是闫明的生前好友，她第一个把噩耗通知给闫明父母，“我跟闫叔叔说，‘您先冷静一下，闫明出事了……’他爸爸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看到死去的闫明紧皱眉头”

　　法国时间25日10点，闫明的家人和朋友共二三十人见到了他的遗体。在12区的法医中心的一个房间里，一面玻璃把探视的人群和静静躺着的闫明分隔开来。每个人都在哭，闫明的母亲趴在玻璃上泣不成声。“我站在闫明脚部的位置，从那里看上去，他紧皱着眉头，似乎有很多话要说。”闫明的好友刘晓楠带着哭腔。

　　闫明的丧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举行。这一切还要等待司法程序的安排。

　　-“我对闫叔叔说，您先冷静一下”

　　出事以后，作为多年的好友，吕迪第一个把闫明的死讯告诉了他的家人。“就在出事当天，好像是晚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太多太多的电话，脑子都是晕的。”吕迪仍然情绪低落。

　　这是一个特别难打的电话，他父母的反应可想而知。一开始是闫明的母亲接的电话，吕迪不敢告诉她，就请闫明的父亲听电话。“我对闫叔叔说，您先冷静一下，闫明出事了……他爸爸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闫明的亲戚接过电话，吕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22日晚上，闫明的父母、亲戚和女朋友一共六人到了巴黎。华人社团天津社去机场接他们，使馆也派人去了。他们住的饭店也是天津社安排的。在法国这些天，为了方便闫明的家人，有车的留学生自动排好的日程表，谁有空谁就载他们。

　　“他家人情绪肯定不好，都在哭，妈妈哭得特别厉害，想着想着就哭。他还有个相处十年的女朋友，情绪也是没法说了，我们没敢带她去事发现场。”吕迪说。

　　-“闫明一家一直住在破旧的小屋里”

　　“真的请你们帮帮他的父母。”吕迪对记者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他家的经济状况真的不好，父母快60岁了，妈妈下岗，爸爸是工人。”

　　认识闫明近十年的刘晓楠这样叙述他的家庭：闫明家住在一个特别破旧的简易楼里，顶楼，阳台都没有，30多平方米。闫明出生到出国都住在这间房里。他出国的几万元钱现在都没还清。正是因为穷，家人才更希望他出国深造。闫明在国外的费用全靠打工。

　　全法学联在事发现场为闫明设了一个灵堂，组织给闫明的家人筹款，“他们来法国处理后事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包括来法国的往返机票，在法国逗留期间费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