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

　　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它是对一个国家力量增长的反映。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这种结构从长期看体现为话语权结构。力量的配置表现为话语权配置。随着力量的变动，话语权也要变动。在短期看，国际关系结构的紊乱、失衡，其原因在于话语权与力量结构的不适应。每一种主导性权力最终都要建立起自己的，也就是主导性的话语权体系。正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爱德华·卡尔描述的那样：

　　“现代国际主义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正值巅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苏利的《大构想》和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和平的计划》等著作(这两本著作中的构想都是要使当时有利于法兰西王国的现状持久下去 )，见证了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诞生，也将法语确立为文明阶层的流行语言。到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取代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英国成为国际主义的大本营。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在确立英国主导地位方面，比任何其他单一事件发挥的作用都要大……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主张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本书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地位的上升。”(《20年危机》)

　　话语权的提升虽然也包含着一种语言地位的提升，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指将本位价值推广为世界价值。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就是这样一个标志。美国主导的巴黎和会也是这样一个标志，当时的美国总统说得十分明确：“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作为一切自由基础的道德精神……美国将会完全被世界所了解，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视人权高于其他任何权利，它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旗帜。”

　　话语权的提升，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平等的诉求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就这方面来说，话语权是一种权利。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权的提升，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伸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泛滥。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往往是用美好言词包装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一再上演这样的悲剧。例如英国，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之后，出现的是帕默斯顿时期的帝国主义。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总体力量的上升，将在各个领域都刺激起一种提高话语权的要求，也就是提升我们的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决定这一提升过程的，是本位主义价值向着世界主义价值转变的能力。通过这一漫长的过程，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蝉蜕一样的再生，其利益将具有包容性，其实力将被用以创造全球公益，正如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指出的，用以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