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弱势地位呼唤更强行政制约

　　律师袁裕来谈到他代理的一个案例：2006年，浙江海宁市规划建设局建设一个重点项目工程，建筑用地许可证等手续尚未办理齐全，就要强拆一户市民的房子。市民告到法院，法院认定规划建设局违法，可房子还是被拆掉了。

　　“这个案子是‘一边打官司，一边拆房子’。政府部门明知自己的行为手续有漏洞，还是先拆了再说。”袁裕来说，“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就因为他们知道法院的判决对行政行为没有约束力。”

　　江必新认为，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机关，行政诉讼法没有提供足以排除干扰和阻力的手段。有的被告不出庭、不应诉，甚至找借口把原告抓起来、不让原告或代理人出庭的现象时有发生。

　　齐奇代表则指出，目前政府的“红头文件”不在法院裁判范围内。老百姓可以告政府的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却不能对政府的决定、命令、文件、规章提出质疑。有些地方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本身就是违法的，可是以之为依据的违法行为却无法追究，这加剧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的不良倾向。

　　多位代表、专家说，正是由于这些制约，面对行政机关，公民、法人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老百姓打行政官司压力大、难度大，不少群众对法院是否“官官相护”、能否秉公执法心存疑虑，甚至对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了怀疑。

　　“权利救济途径不畅，致使上访或以极端方式主张权利的事件不断出现。”江必新说，“行政诉讼是一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行政争端的有效渠道。正当渠道走不通，就会走不正当渠道甚至邪门歪道。信访部门只能对群众意见进行转达、协商处理，而无权解决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处置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可是有的行政机关宁肯三番五次花钱息事宁人，却不愿意引导和支持群众走通过法定程序或其他正当程序救济权利，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江必新指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设法治政府。为此，必须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