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20年嬗变：中国经济城市排名第8

　　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写/《小康》记者　魏群　郭芳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东莞建市20年。

　　这是一个当下最具争议的城市。

　　上世纪末，这个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火箭的速度，进入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刚刚过去的2007年，东莞GDP突破3000亿元，富可敌省；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城市排名中，东莞从第15位跃升为第8位；《2007年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显示，东莞的综合竞争力和综合发展后劲双双领跑广东，位居全省第一。

　　争议如影随形。

　　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难以为继，环境容量难以为继，社会容量难以为继，旧的“东莞模式”亦难以为继。

　　同时，物质上的富有终难掩盖其人文发展的缓慢，以及社会管理的滞后——农民的惯性依然顽固，社会治安更加严峻。越富有，反差越强烈。原于人文素质积累的速度远无法匹敌财富积累的速度。

　　这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人们对东莞的偏见。当局者也并不迷。自上而下，务实的东莞人已经直面问题，开始了经济社会的双转型。然而，这并不比当年的共同脱贫来得更容易。

　　毫无疑问，转型必然发生。但转型的主体是谁？转型的动力何在？未来在哪里？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阵地，这里可能是经验，但也可能是教训。

　　东莞奇迹

　　黄昏的虎门大桥，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繁忙地往返于珠江口东西两岸。

　　两个世纪以来，这里未曾缺乏被载入史册的故事。

　　19世纪中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东莞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

　　1978年9月，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落户东莞虎门，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国务院刚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而确定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揭开了东莞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东莞的故事，在它的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最详实的记载。

　　引来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是香港人开的太平手袋厂，然后是香港人开的毛织厂、玩具企业……这种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的经济形式成为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东莞人开始了从农业直接向工业的转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这种被称为外向型的经济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当时，正值国际分工产业转移，随之而来的还有台商，他们带来了制鞋业、家具制造业，还有后来最让东莞人引以为豪的电子制造业。

　　再后来，日、韩、欧、美等地影响力较大的企业纷纷进入，世界工业已经无可扭转地涌入了东莞。东莞成功地承接了香港纺织产业的转移，台湾制鞋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转移，由此催生了IT新城、服装之城、毛织名镇、家具之都、世界鞋都。

　　东莞人不无骄傲地告诉《小康》记者，“无论你在那里订货，商品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他们创造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财富急速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GDP平均每年增长达18%，近1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达20%。东莞的GDP值亦呈梯式刷新的姿态：2003年805亿元，2004年破千亿元，2005年2182.44亿元，2006年2624亿元，2007年逾3000亿元。

　　在最短的时间内，东莞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县到工业化城市的转变。这个过程，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亚洲“四小龙”用了40多年，东莞仅用20多年。

　　在这20多年里，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这句话最精辟地概括了所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

　　这又让东莞人尴尬。

　　东莞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它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丰厚的利润与其无关，它赚的不过是很少的打工费。

　　早在1994年的时候，东莞就提出“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三个转变”的战略构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然而十几年过去，东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实质性效果。

　　2007年1月，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将“双转型”列为东莞未来发展的战略。

　　当下，“双转型”成为东莞最流行的词汇。

　　陷入“双边缘化困境”

　　2007年5月，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首家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化为一片废墟。

　　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莞赖以发家的外援型加工业已经走向没落。

　　在经历了二十余年高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之后，“东莞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进入2000年之后，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地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这是东莞那些“请进来”的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在官方的语境中，东莞经济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双优势效应”，作为沿海开放的先行地区，东莞在全国最早承接了国际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引进了加工制造业；同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市场开阔。

　　现在，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正在失去。市委书记刘志庚提醒，制约东莞发展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以资源紧缺为例，目前可供利用的土地占全市总面积不到10%，按照目前消耗量计算，十几年内将消耗殆尽。全市超过一半的镇街出现供水紧张状况。

　　而随着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宽领域、纵深化发展，国内许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了东莞前面；东莞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供给的瓶颈，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薄弱，后发优势今非昔比。

　　采访中发现，一些企业已经离去，或正在考虑离去。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东莞外资企业的终止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东莞有统计的外资企业终止数量为1003家，比上年增加三成，2007年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外资企业都是不着根的，很快就转移。不转移的话也等于白干，一分钱赚不到。”东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小康》记者介绍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东莞陷入了“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

　　未来的希望在民企

　　“双转型”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深圳已经走在了前面，靠的是发展高科技，如像华为那样的优质民营高科技企业。

　　那么，东莞呢？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披露的转型计划中，他们准备将一部分加工企业从贴牌加工向品牌竞争转变，开发自己的产品，继而推销产品，既有研发中心，又有销售中心。

　　一些具有潜质的台企、港企也被纳入了转型计划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资企业主动参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对双方都有利。但遗憾的是，许多台资企业属于购销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同时自有资金比例高等因素也导致其不愿输出技术。两岸分工也无法由生产制造分工升级为研发创造分工，这导致双方合作发展的空间萎缩。”华南师范大学唐昊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

　　更多的人将希望寄予了本土经济的发展。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特别强调的就是应当加快提升东莞本土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他认为，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经济的成长。

　　近几年，东莞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2006年，东莞出台了“民营经济新48条”，首次将“两自”企业纳入市财政重点支持的名单，并提出，从2006年开始五年内，每年拿出10个亿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每年再拿出10个亿支持东莞人创业；2007年，东莞又提出，对东莞上市的民营企业给予200万的资助，最高可奖励2000万元……

　　而由外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正在东莞悄悄转变。原东莞市委书记、现广东省副省长佟星对《小康》记者表示，东莞的民营经济产值占了GDP的32%，内源型经济税收占了58%。但从2006年东莞市纳税前10名的民营企业的构成中，记者发现，从事房地产和商业的占了七成。

　　刘志庚坦言，“最大的问题是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与东莞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我们正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民营经济进入第二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民营企业知道技术对它的重要作用，华为就是一个民营企业。” 2006年，华为给深圳的税收是60个亿。“如果你能聚集一大堆这样的企业在你的城市中，就发达了。”在佟星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

　　“10个华为的产值比得上一个东莞的产值”，刘志庚也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华为。

　　但到目前为止，东莞仍没有出现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也只有步步高等少数几个品牌。不仅无法与广州、深圳、佛山相比，甚至比不上惠州。这让东莞人无法释怀。

　　尽管如此，佟星坚持认为，东莞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