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流动妇女维权意识淡薄

　　流动妇女难事之三

　　竟要替“丈夫”还赌债

　　柴某是山西人，刘某(女)是河北人，他俩都是流动人口。2003年两人相识，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2004年开始同居。一段时间后，柴某为了表示他对刘某的爱意，便以刘某的名义在北京市昌平区买了一套住房。

　　可好景不长，2007年初，柴某突然将刘某告上了法庭，称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自己为刘某花费了上百万元，可刘某却在与自己同居时，从事不正当职业，严重损害了自己的感情。此外，柴某还声称，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因对外举债欠了80万元的共同债务，应该由两人共同偿还。

　　对于柴某的指责，刘某认为全是胡说。刘某说，两人当初同居买了房子，柴某只付了首付，房贷他只还过一个月，此后一直是自己在还贷。而所谓80万元债务，全是柴某赌博欠下的赌债，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没有理由负担赌债。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刘某到昌平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找到了史春辉律师。在律师的指点下，刘某的案件历经两审，2007年12月法院终审判决，房子归刘某，刘某偿还柴某21万元房钱，依法驳回了柴某请求法院判令刘某与其共同承担8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刘某的权益得到了维护。

　　频频受伤原因之一

　　维权意识淡薄不懂取证

　　从记者对北京几个区流动妇女现状的调查看，流动妇女在工作上往往工资待遇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生活中，很多流动妇女还在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这种侵害近年呈上升的趋势。而丈夫的婚外情等现象也给作为流动妇女的妻子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

　　昌平区曾经对辖区流动妇女婚姻家庭侵权情况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在所有反馈的问卷中，有一半妇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婚姻家庭中有哪些合法权益，多数妇女都承认自己在心理上总觉得是弱者，要依赖男性，当家庭发生问题时，不知道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昌平区法律援助指导科科长陶秀霞说，现在针对流动妇女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最困难的就是她们法律意识太淡薄，完全没有证据意识。比如，因为劳动纠纷申请援助的案件，来京打工的妇女经常连劳动合同，甚至劳动的事实都提供不了。此外，流动妇女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想到寻求法律帮助，因此会延误维权的最好时机，导致维权难度加大。

　　频频受伤原因之二

　　身处“夹层”缺少法律保障

　　目前，流动妇女维权是否存在法律瓶颈？如果存在，又该怎么克服？

　　大兴区瀛海镇司法所所长李平原认为，流动妇女维权确实还存在法律瓶颈。他说，流动妇女维权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工程涉及民政、妇联、公安和司法行政等部门，大家都应当依据各自职能参与这项工作。北京流动人口多，能不能就流动妇女维权制定一部地方性法规？

　　李平原说，法律滞后也是影响流动妇女维权的因素。比如，目前法律对流动妇女的财产保护就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家庭暴力，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对不构成轻伤的家庭暴力，法律就不好解决，特别是冷暴力，更易给流动妇女造成精神创伤。

　　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刘燕也有同感。她说，现有的保护妇女的法律法规，只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及《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但这些法律法规保护的主体还主要是女职工，不是面向所有的妇女流动人口。而后者在城市中生活，生育、工伤、养老保险还不健全，城市中难以找到对她们的强制性保障规定，这就使得广大妇女流动人口处在一个“夹层”中，得不到任何保障。这也是造成目前侵害流动妇女社会保障权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因。

　　如何帮助她们维权

　　降低法援门槛联合伸出援手

　　针对流动妇女维权面临的现状，北京市各区县积极应对。

　　丰台区法援中心副主任陈亚娟说，去年12月丰台区法院和司法局联合发文，从制度上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文件规定：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专设法律援助受案窗口，对持有区法律援助中心公函的当事人、律师及其他承办人员，在立案过程中程序从简，优先立案。区人民法院对拟受理或已经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补充规定，告知其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昌平区法律援助中心专门针对流动妇女权益易受侵害的现实，降低了对流动妇女申请法律援助的门槛，除《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北京市司法局规定的给予援助的9类案件外，昌平区还将流动妇女人身损害赔偿列为必须给予援助的案件。

　　海淀区法援中心主任刘燕说，流动妇女申请援助的案件，证据的提供和收集是最困难的环节，即使律师参与，也离不开建委、民政等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4年，海淀区司法局与区内的工商、建委、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以及公、检、法机关共同签订了一份文件，各部门承诺对法律援助案件均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办理。但是，《法律援助条例》并未对异地协作办案作明文规定。由于流动妇女都是外地来京人员，有时案件的办理需要其原籍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或给予配合，没有畅通的协作机制，操作起来仍然比较困难。

　　本报北京3月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