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任何人都不能放纵权力都不能推诿责任

　　[邬旦生]:我们记者招待会的安排是记者提问、现场翻译。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发言人的回答就用同声传译的办法。下面，我们欢迎各位记者踊跃提问。请先通报你所在的新闻机构名称。

　　[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周铁农主席，我们注意到中共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已经做了这种承诺。我们想请问周主席，您作为民革中央的领导人，多次参加过中南海的高层协商，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民主党派的意见对决策能够产生影响吗？这种效果是怎么样的？您对这个效果是不是表示满意？

　　[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二个问题请问万钢部长。因为您是35年来第一位出任国务院正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我们觉得各界对您一直非常关注，现在您上任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您觉得有实权吗？与您的党组如何协调和处理关系？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周铁农]:我先来回答这位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我体会，政治协商是我们国家多党合作制度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同时，我觉得也是各个党派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周铁农]:现在政治协商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中国共产党也把协商与决策之前纳入到自己的决策程序。根据我的感觉，政治协商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在人民政协内部的协商。人民政协本身就是一个开展政治协商的场所。第二个渠道就是各个党派中央的负责同志和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直接面对面的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周铁农]:比如说刚才这位记者提到的在中南海开的协商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各个党派可以根据自己在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或者在了解社情民意当中所形成的一些意见，直接以书面的形式向中央或者向中央的有关部门写出政策性的建议，我们把它叫做书面的协商。这种协商，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中央的直接答复。也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比较重大，就会演变成为面对面的口头的协商。

　　[周铁农]:我从1998年开始担任民革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也在这一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三种形式的协商我都参加过。我初步统计了一下，民主党派和中共领导同志直接的协商，我大概参加了100多次。在政协的协商，次数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些。就民革中央直接向中央写出的书面政策建议，在这10年当中，大概也有几十份，所以涉及的问题大概有几百条。这些政策建议，我觉得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有很多都得到了采纳。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我的体会：

　　[周铁农]:第一，中共方面是高度重视政治协商的。同时，协商的态度也是非常诚恳。

　　[周铁农]:第二，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坦诚的。我们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的、坦诚的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提出我们的建议。

　　[周铁农]:第三，协商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周铁农]:就我们民革中央来说，这十年当中，我们所提出的绝大部分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我说这种采纳，不一定是我今天提出一个建议，明天这个建议就变成了中共中央或者是国务院的一个政策规定，而是说就大的方面，它体现在中央的决策当中。比如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义务教育要由国家承担它的投入的问题。原来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是放在县和乡以下，我们多年来一直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现在逐渐地由中央财政负担了大部分义务教育的财政开支，这个并不是民革的建议直接变成了中央的政策，但是民革的建议，包括其他党派的建议，在中央制定政策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关于一些大江大河污染治理问题，关于农村卫生体制改革问题，我们都曾经提出很多建议，这些建议现在都逐步的得到了实现。

　　[周铁农]:就我本人来说，我曾经向中央提出过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都得到了很好的采纳。比如说我曾经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在新疆的伊犁河修建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直接向中央写了报告。现在这个工程已经竣工投入使用了。我曾经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过在甘肃要兴建引洮的工程，解决定西地区的干旱缺水问题的建议，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开工了。

　　[周铁农]: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我曾经在两次政治协协商会上，当着家宝总理的面提出来，现在很多责任在县，特别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在县，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也在县，就是县和县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很大的，有些贫困的县，承担不了如此庞大的民生问题的开支。

　　[周铁农]:比如说像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我建议希望加大中央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补助。第一次提了以后，第二次大概时隔半年，我又提了这个问题，家宝总理当时就讲，铁农同志已经两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就说明我第一次提，他还记得。而且当时就要求发改委、财政部，赶快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且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中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

　　[周铁农]:现在，我觉得中央财政对县里面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在逐年加大，就说明我这个建议还是发挥了作用。至少我看到这种结果，我自己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高兴。因此我觉得，政治协商对于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对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和谐，我觉得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政治协商是实现民主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协商式的民主，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民主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谢谢记者的提问。

　　[万钢]: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2007年4月份，十届人大七次会议上任命为我为科技部部长。当时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才记者朋友也说，这是改革开放35年来首位正职部长。我想说，实际上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在很长的时间当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形成了。

　　[万钢]:差不多每个部门、每个省市都有民主党派的参政。其实作为正职也有不少，我自己作为同济大学校长的时候就是正职，只不过那时候算副部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民主政治建设持续发展的过程。当然，作为正部长之职，它和权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特别关心。所以我一直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当中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对民主党派成员作为内阁的成员，怎么样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一个肯定、一个支持、一个鼓励，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万钢]:大家都关心我的工作，在不同场合上，很多记者都问起来了。我记得去年5月14号，任命以后，我还在同济大学忙我们的校庆100周年，前面忙了两三年了。5月14号，总理到同济大学来，给学生们作了一个意义深长的讲话，这个大家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最后总理在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到了台中央，他说：“你们的校长现在是我的兵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总理和我意味深长地在车上说了一句话，“万钢同志，你担任政府的部长，首先就必须做到有职、有责、有权”。在我就任以后不久，总理找了我深谈，就是关于科学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及科技发展当中的一些方面的问题，也关注着行政和部党组的合作。

　　[万钢]:我和科技部的党组书记学勇同志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还记得2004年12月27号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李部长陪着一块去的，同时之前我们做共同的准备。到科技部工作以后，我们两个人关系很融洽，这也可能是我们同代人的关系，我们知道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同样的感受。

　　[万钢]:在工作上，我们通过半年多的合作，逐步逐步的理出了一套思路。特别是党组和部会的意思规程。党组议什么样的事，怎么样来议事，部会议什么样的事，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党组和部会有一个明确的议程规程，这是经过半年多的磨合、半年多的尝试、半年多的探索写出来的。

　　[万钢]: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每一次开党组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参加，而且党组会议的事，事先党组书记和部长都充分地沟通。部会在议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重大的、有战略意义发展的，关系到我们国家长远利益的事情，提交给党组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出一个例子：比如去年6月25号，总书记在党校讲课以后，我们和党组一起商量，因为牵扯到我们国家在十七大以后的发展，所以，科技部的党组就开了务虚会，共同确定了13个有关于我们国家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的中长期的，包括我们进行部门职能转变，深化机构改革，怎么样自觉接受监督，怎么样搞好廉政建设和诚信建设，这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所以从那时候起，科技部的上下，就在我们平时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加上了课题的研究。13个战略课题的研究，由所有的部长、副部长共同承担。经过多次中心组的学习，大家确定了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探索的思路。

　　[万钢]:我想，我们合作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科学的决策、集体的决策和民主的决策。这就是和党组合作的原则。按照《国务院部门组织法》，部长要对部里的工作负全责。我在深刻理解总理跟我说的有职、有权、有责，权力和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都不能放纵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推诿责任。

　　[万钢]:因为，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个权力背后寄托着我们全国科技人员的重托，寄托着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重托。所以，这个权是很重的，而且今天施行了这个权，你就要负责。我曾经上任的时候说过，我是诚惶诚恐，确实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我想遵循的原则是一个科学决策的原则、集体决策的原则、民主决策的原则。

　　[万钢]:这样的话，它的发展、它的决策会是正确的，而且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万钢]:刚才因为你是青年报的记者，昨天我们就谈起过青年人才的发展。青年人才的发展确实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都问起过，我说我们现在一讲人才就讲引进人才、留学人才。我们自己的人才呢？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自己的人才也已经茁壮成长，我在很多地方调研，上任以后，调研的任务是相当重，我在当地调研的时候，看到了一大批中青年的人才。

　　[万钢]:1977年那一代都已经成为骨干了，他们都说我们是老的了。再一批年轻人的人才，40多岁的、30多岁的人才正在茁壮成长，正在发展。但是，我也是在想，作为一个科学发展，作为今后，我们更加要注重青年人才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和自然基金会共同探讨，比如让青年工作者承担更多的自然科学基金。

　　[万钢]:“两会”召开前一天，我们颁布了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长期稳定支持，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都将得到一笔资金，而这笔资金主要是在开发运行和它自主研究的课题上。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求，能够让我们的青年，特别是我们刚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毕业的，独立承担课题，由他们来培养。

　　[万钢]: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注意到，就是去年年底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科学进步法》。在《科学进步法》当中，明确了对科研工作者的诚信规范要求。同时，还明确了我们要宽容失败。也就是说，当一个科研课题，如果通过了大量的实践和研究，证明了它不可能实现的话，照样可以验题，为什么？要培养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研究环境，让每一个研究室能够自主的确定一些课题，让每一位青年人、青年科学家能够自主的承担课题，让每一个科技工作者放下包袱。

　　[万钢]: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探索出一条走不通的路，可能比次次成功还要好。我们的很多科学前贤，他们在无数的失败当中探索了道路，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们失败，他们也不会得到成功。就我自己的成长当中，我很多次跟媒体朋友说，好象报道上说我做过很多项目，获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万钢]:我今天也表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做失败的事情要比我成功的事情多得多。这也就是我在国外生活的环境当中，我的同事们都跟我说，你也是一个人，是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环境，使每一位青年人，他能够努力地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对科学的探索，对科学的期望和自觉性，不畏艰险、不畏挫折发展，我想这是青年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邬旦生]:我提个建议，每位记者就提一个问题。也建议发言人回答简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