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自述曾几次想保老舍

　　浩然自述曾几次想保老舍

　　-《艳阳天》后不愿下乡，与文联结怨

　　-“文革”岁月感觉很别扭

　　-作家刘庆邦说，他到老也没反省自己

　　◎文/ 陈徒手

　　2月20日，76岁的“高大全”代表作家浩然辞世，带走了“文革”时的辉煌，“文革”后的失落，还有文坛斗争中不为人知的那些“真相”。他自称曾想保被迫害的老舍，但其他文坛前辈至今对他的看法不一……

　　他写的农村生活永远欣欣向荣，“大跃进”时也不例外；他是江青面前的红人，他的作品是“文革”时新华书店里唯一有影响的小说；而同样配合现实写作的老舍自沉太平湖，因为他没有浩然“根正苗红”。

　　造反岁月，生活很别扭

　　-写了《艳阳天》，拒绝再下乡

　　1965年，浩然33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中国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66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回忆“文革”，很多东西都拧着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作者做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但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

　　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