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儿撰文怀念伯父:唯一一次破例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3日09:20 中国新闻网

  唯一的一次“破例”

  伯伯是国家总理,权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对亲属有个严格的规定,凡是公事,不准给他带话和传话。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却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从重庆出差到总后勤部,报送本单位肃清反革命运动情况的材料。开展这个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当我办完公事去西花厅看望伯伯时,他按照习惯问问工作情况,借此做些调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听,很少表态。当伯伯听说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报送“肃反”材料时,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给我说说,你们单位“肃反”查出些什么问题?”我便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里,伯伯皱起了眉头。我说完后,他起身踱到窗前,静静地站了会儿,转过身对我说:“有问题啊!虽然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你们毕竟是部队,又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这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嘛。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让我万分吃惊的是,伯伯接着很明确和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的这个话,你回去向单位领导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伯伯竟然让我给单位领导传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感到既激动,担子又重。原来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的,事情紧急,赶紧乘火车回到重庆。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以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听汇报后高度重视,我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就嘱咐秘书立即通知召开党委会,让我在会上传达总理的话。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按照总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调整,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对干部和群众的关心与保护,终其一生,一以贯之。不同的是,建国初期的政治空气相对要宽松一些,为了避免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当时他可以明确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打破惯例,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而“文革”之中,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伯伯却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权力,巧妙地又极其艰难地进行一切可能进行的工作,以至耗尽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伯伯同我的两次谈话

  195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伯母的机会多了,也更多地得到了他们的教诲。

  伯伯问我:听说你调动工作了,是在哪个单位?我说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伯伯问我,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恰好我因工作需要看过饶正锡同志的履历表,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理解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当时已经改称乌鲁木齐了。我说,迪化已经改名,这件事我知道,我是看到饶部长履历表上写的是迪化市委书记。伯伯点点头,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来不及细想,对伯伯出的这道题,只回答了一半。我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我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伯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回答得不错。接着他主动补充说,“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他问我:你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有歧视性的地名吗?我就边想边回答,伯伯也在一旁帮我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当谈到新疆、西藏、广西等各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情况时,伯伯显得十分高兴,不时喜形于色。

  跟伯伯在一起交谈,他都持这种平等的态度,从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我们晚辈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拘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亲切随和,平等待人。只有一次,我见他为修缮西花厅的事,少有地发了火。

  西花厅是清朝末年的王府,多年没有修缮,地面还是当年铺的砖,很潮湿,不利于伯伯的健康。管理部门早就提出维修一下,伯伯一直不同意。这次秘书乘伯伯外出,抓紧把这件事办了,主要是把砖地换成地板,工程量并不大。但伯伯回来后真动了气,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家,连陈老总去劝也不听。一次,我去钓鱼台见伯伯时,为了缓解他气愤的心情,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伯伯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就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老百姓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的秘书。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恩来伯伯爱人民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他是一座爱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一位小学老师说得好: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树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将与世长存。恩来伯伯的伟大人格力量,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

  (200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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