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个较大的国立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出发，到医院进行早交班，而后查房，处理当天医疗事务：哪些患者需要动手术，哪些仅需要专业的咨询服务。中午休息一小时，志愿人员通常是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下午5点可以离开。

　　“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屠铮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她有一次在手术室当场痛哭。一位利比里亚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在中国还能做个栓塞，在那边不可能。当时觉得挺无助的，只能撒手让她走。”

　　此时屠铮到利比里亚还不到一周。她哭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同事纷纷过来安慰屠铮，他们告诉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很好了。

　　那位大出血的产妇最后缓了过来。

　　在维生器械匮乏的状况下，与死神拔河的挑战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都不说话。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地缓过来。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和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预备一个子宫切除手术。病人由另一个省远道而来，两年前曾进行过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现在复发并且有严重的痛经症状。在手术探察的过程中，屠铮发现病人的子宫增大，并且与膀胱、肠管粘在一起。如果继续进行切除手术，可能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损害，而在这个简陋的手术环境中，假如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是致命的伤害。

　　外科医生建议屠铮放弃。屠铮认为，粘连的区域并不大，如果能从粘连处的子宫浆膜或者子宫肌层下切开，就有望安全地完成手术。屠铮希望试一试。手术室里，当地的护士和麻醉师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眼神。她说服了外科医生，手术成功了。两个星期后，病人逐渐康复，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除了12个到14个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挺能干的”，常常叫她“White Woman”。这里人只分黑人和白人。

　　除了尽力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那里的医护人员特别愿意跟你学点什么。”利比里亚的妇女通常是怀孕四五个月才来做流产，时常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屠铮的步骤是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屠铮渐渐放手，开始不戴手套看着，再后来甚至去隔壁查房。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前不久与香港“无国界医生”联络，她听说那里一直还没有找到妇科医生来顶她的班，屠铮暗自庆幸自己教了一批徒弟，“想必那些器械护士们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全球一家亲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中受益到什么程度。”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也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同工作。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比如美国、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菲律宾、新西兰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与动机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分别。无论初衷如何，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很投入，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比如队里一些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志愿人员，“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设法抽一段时间，想就自己的所长帮助别人。”

　　屠铮的好友、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优秀护士，曾经得过新西兰国家奖，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很多年了，在组织中“如鱼得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病患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Benson医院的队长则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孩，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她，如今对医疗救助已经颇有心得。

　　在周末，志愿人员的住地就成了各国的美食荟萃。“老外”们用烤箱，每次至少要两三个小时。轮到屠铮，她买两只鸡，做红烧鸡块，用的是明火，很快就上桌，味道还不错。虽然利比里亚民生艰困，但是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比如中国酱油，甚至还有花椒、大料。

　　也有不少中国人在利比里亚经商务工。屠铮有一次去市集买鱼，意外碰到一个东北老板，大家聊得很高兴，鱼也免费了。屠铮还经常带同事去中国餐馆，那里有上海馆子，也有东北菜。她用中国话点菜，比如“地三鲜”。同事们对中国不是一般地好奇。屠铮也会在吃饭时趁机培养“中国通”，比如告诉大家，中国人吃饭时很讲究坐的方位，哪个是领导的位置，哪个是埋单的位置，喝酒干杯时杯子要放低一点。

　　身在利比里亚，屠铮自己也飞快地入乡随俗，逐步了解且尊重当地的文化。比如利比里亚人在握手之后，会弹一下手指，不然就表示你这个人不可信赖。屠铮弹习惯了，后来和欧洲人握手也弹一下手指。

　　谁是下一个志愿人员？

　　“有人自愿跋涉六千公里，去替人包扎绷带，这点很重要。它表达出对生命的重视。起初你或许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渐你会体察他人。”一位法国医生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制作的宣传短片中表示。

　　“无国界医生只是生活里的一部分。”2007年10月，屠铮返回北京，守诺回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在妇科病房的屠铮，长发用银色的发卡精心盘起，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看上去既专业又利落，与以前的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她怀念做“无国界医生”时所收获的无与伦比的信任，包括病人家属在内，“我付出了，他们真心实意感谢我，我觉得这付出挺值的。”而在中国看门诊，假设一天看40个病人，有两个人表现出质疑，比如有病人质问她，你给我开的药对吗？你这个能行吗？屠铮就会很难受。“我觉得医生至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里好人还是多数的，医护人员也是这样的。”

　　将来是否还会去从事“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屠铮说要看机会。毕竟“无国界医生”需要付出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很珍惜目前的岗位，这是她喜欢的一份工作。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不认为自己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或者是为此放弃了很多。她的初衷更多的是为了自救，而6个月的任务结束后，屠铮觉得自己复原了。

　　令屠铮意外的收获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无国界医生”感兴趣。百度网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热心网友精心贴上了“无国界医生”的介绍，甚至包括“无国界医生”各种在大陆的相关消息。“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则如全球各地的办事处，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行政、研究和联系等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工。

　　“志愿精神是一种全球性的东西。”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评价，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社会越来越全球化，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了服务，而且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力量生长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广告热线010-88395566转195、010-88398031，发行热线010-88395566转157、010-395171，客服热线800-800-9999

　　(本文感谢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资料提供及采访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