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历时一年半

　　侦查历时一年半

　　2004年10月3日，梁福钊在有关人员的敦促之下向中国驻外大使馆投案。次日，梁福钊被押解回国，并被执行逮捕。梁福钊归案后，为了尽快让他交代犯罪事实，同时鉴于他的特殊身份，专案组特意将其安排在全省最好的看守所，组织精干力量审讯。

　　审讯之初，梁福钊不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办案人员的问话，大多以“不记得”、“不知道”来搪塞。面对这种情况，办案人员改变审讯方法，不急于涉及犯罪事实，而是与他展开交流：先是肯定他多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业绩和贡献；肯定他孝顺父母，关心家人，有家庭责任感；肯定他为人性情豪爽，敢做敢当的性格特点，然后向他陈明利害，点出其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梁福钊的心理防线崩溃，逐步如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为了稳定梁福钊的情绪，审讯期间，办案人员还及时给他送去妻子的安慰劝戒信。其父亲因病突然去世时，办案人员在做好种种安全预案后，同意其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满足其为父亲送终的心愿。这些人性化的手段使梁福钊深受感动，从而全面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不仅如此，梁福钊还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检察机关根据梁福钊提供的线索又查办了9宗案件，为国家挽回巨大经济损失。

　　采访中，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向记者透露，由于梁福钊在实施犯罪时，手段极其隐蔽，款项走向复杂，环节众多，而据梁福钊本人交代，由于次数太多，转款环节复杂，其本人对整个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也仅是记得大概，且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外，某些书证无法提取等，这些都给案件的查办带来相当的难度。办案人员根据案件特点，突出对书证的搜集、整理和完善，着重分析其将公款从“公”到“私”的转化过程。为此，专案组确定了以书证为主要方向的取证策略，在境内外调取了相关公司大量银行单证和财务账册，并将这些书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整理分类。正确的侦查方案为案件的顺利侦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办案人员还向记者透露，梁福钊潜逃时，还带走了一批极其重要的书证。到国外后，他将这些书证交给了在当地做生意的朋友袁某。由于当地局势复杂，治安环境恶劣，要找到袁某并安全取回书证并非易事。办案人员通过多方努力，在驻外使馆等部门的协助下，最终找到袁某。最初，袁某不肯配合，矢口否认自己保管书证。办案人员对此早有准备，出示了梁福钊的亲笔信，袁某最终交出了该批书证。该批书证成为侦破梁福钊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案件的重要证据。专案组历经一年半艰苦而又细致的侦查，获取大量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终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所出示的上千份证据全部被法院所采信。

　　记者思考

　　当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梁福钊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尘埃落定时，记者在采访中仍有许多疑问：一个堂堂的副市长、副书记贪污长达10年为什么没被人发现？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多次挪用公款？作为政府官员，他为什么能多次到境外参赌？但通过对梁福钊犯罪历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梁福钊成为阶下囚，除其个人原因外，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

　　(一)党政领导在公司兼职易滋生腐败。

　　1992年至1999年，梁福钊在担任南海市副市长期间，同时兼任3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从1997年到2002年，梁福钊从上述3家公司挪用公款人民币601.65万元，港币349万元。正因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梁福钊轻而易举便能从公司提走资金。即使公司的其他负责人发现有什么不妥，也不敢提出异议。1996年至2002年间，梁福钊以副市长身份出任澳门某公司董事，收取“董事袍金”港币共43.75万元。

　　《公司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国家公务员凡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经理职务的，必须或辞去国家公务员职务，或辞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职务，两者不可兼任。现阶段，我国公务员履行管理国家经济行政等职能，如果在公司中兼职，其权力很难被制约，因而容易滋生以权谋私或权钱交易违法违纪行为。梁福钊就是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公司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境外赌博成风加速贪官堕落。

　　在梁福钊的交往圈子中，其好赌是出了名的，这与境外赌场的迅猛发展有关。近几年，港澳地区和中国一些边境地区建立众多赌场，这些赌场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大陆官员到境外赌博。很多官员赌输后，为了能够填补亏空，便斗胆挪用公款，继而无法自拔，梁福钊就是深陷其中的典型。

　　据调查，干部赌博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或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出入方便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官员境外豪赌直接导致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向境外，形成巨大的黑洞。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官员嗜赌成瘾，会加剧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反过来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所以，遏制官员赌博成为当前反腐的当务之急。

　　(三)“地下钱庄”泛滥为贪官转移公款提供方便。

　　“地下钱庄”泛滥，不仅为贪官携款赌博创造了便捷之径，而且为贪官外逃转移资金提供方便。梁福钊在1997年至2001年间，多次指示李永球，将钱款划到“地下钱庄”，兑换成港币后再划给香港某公司，为其从中截留创造条件。同时，在案发前，梁福钊早已为自己外逃做好准备，将自己所获得的非法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秘密转移到了国外。

　　上千万元的不法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被转移，从而对我国金融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不可小视。为什么“地下钱庄”会如此猖獗？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和金融、海关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以及防止不法资金外逃的有效预警机制仍存在相当的漏洞，此案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