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争观

　　《南风窗》：有学者评论认为《集结号》过于强调战争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并且试图塑造一种“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监制陈国富接受采访时曾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邓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吗？人性的强调不正是个体生命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追问吗？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善过，当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深刻质询。

　　中国电影远不到令受众满意的时候，但它的确在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的难关。《集结号》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讲述好了一个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战争故事，而是讲述了战争中人的恐惧、失控、变异以及与恐惧、失控和变异不肯妥协的抗争，这比研究和争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有意义，更符合电影这种形式。

　　《南风窗》：那么，你如何看待战争体裁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战争，它们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开，问题是作家和剧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它们。以战争为例，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

　　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无法在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中得到真实的抚慰，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

　　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剧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让人不可思议。

　　《南风窗》：和这十几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军事题材小说一样，你的创作是围绕国共内战和建国前后(譬如反敌特)展开的作品，针对这段历史，是否存在创作的“禁区”？近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和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和解，是否也影响到你审视历史？

　　邓一光：那段历史应该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乎国家统一的权力斗争的斗争史。事实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困难的，有大量的“禁区”，大量的盲点。我不太清楚政党关系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别的作家的写作，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我写的影视剧本有两部是1970年代以后的军队题材，一部是《归途如虹》，几年前给朋友帮忙写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开机。我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这个题材，而是人。

　　西方与市场

　　《南风窗》：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剧的编剧工作后，会不会更受到市场的左右？

　　邓一光：我喜欢剧本创作这种工作，它让我离这个世界近了一些，同时它是一种相对不错的谋生手段。到目前为止，小说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小说是写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困惑或焦虑的叙事反映，与其说是谋略，不如说是内心困惑的外显形式。而影视创作则是工业生产，它是谋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谋略，这个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虑拍摄方和所谓市场的糟糕意见。

　　具体到电视剧《我是太阳》的改编，我和都梁(《亮剑》作者)不是合作关系，编剧是他，导演是安建，还有演员出品方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做。所以说，电视剧《我是太阳》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风窗》：那么你怎么看待近些年军事题材剧的兴起，并且广受欢迎？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

　　《南风窗》：作为中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国外的同类作品？

　　邓一光：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我喜欢的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的吃惊在于她那么平静地叙说着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静的文字中让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细碎的人性之光。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让我感受到战争和战争中人的张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细节之下，以及铁与血如何在他的笔下活过来、活跃起来。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他的小说让我看到苦难和难以宽恕之后的人类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悯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南风窗》：国外的战争电影和国内战争电影相比，是否也是在处理“战争中的人性”这个问题？

　　邓一光：让我记忆深刻的电影大多不是战争大片，而是一些投资规模并不大的艺术片，比如《索菲的选择》《钢琴家》这样的片子。战争中的人性不是战争片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对国内战争片而言，这是一个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