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力量

　　医护人员的贡献

　　和台湾有医生、护士临阵辞职的情况不同，香港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公立医院拒绝接受病人，或任何一个医务人员临阵脱逃或者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各家医院的状况基本上是有规可循和有条不紊的。最终，有8名公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英勇殉职。战胜SARS后，有电台主持人提出高挂“向医护人员致敬”的广告。全城响应，获免费征用香港全部广告牌一个月，而这样的广告位平时的收费在千万港元。这充分说明了港人对医护人员的肯定和赞赏。

　　但在疫症之初，由于医护人员对SARS认知不足，未有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扩散。在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有病人3月4日不适入院，当时医生以一般治疗肺炎的抗生素施药后病情已好转，但18名曾接触他的医护人员却在3月10日开始先后病倒。其后，50名医护相继怀疑染病，从而将病毒进一步扩散。至3月25日，156名包括医护人员、病人、病人亲属等一起染病。医护人员热诚工作，即使发烧不适也照样上班，却令疫情加剧，该院两成SARS个案就是染病医护人员将病毒传予同事和家人。一个源头病毒配合一部喷雾治疗器，和满腔热诚但防疫不足的医护治理，迅速演变成一场不幸的持久疫战。

　　香港中文大学防疫中心主任沈祖尧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培训专注在实验室内种菌和化验，前线医护人员欠缺传染病方面知识，对疾病在社区爆发的情况、感染途径和潜伏期等没有经验。

　　在该院的医生护士染病垮了后，很多其它医院的医生护士，甚至大学实习生也去报名替补。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平时拿这么多薪水，就是为了做这个。

　　更难得的是，香港的医护人员表现出的独立性。中文大学医院当时的院长钟尚志在杨永强对记者说香港SARS还没有蔓延到社区后不久，就流着泪出来说香港快要沦陷了。后来，在立法局调查SARS的聆讯会上，他表示他把小区有可能爆发的意见向卫生署、医管局及有关官员表达，并且因威尔士亲王医院病房爆发SARS病毒而提议封院时，没有人理会他的提议，特别是卫生署长的态度更使他感到愤怒。

　　对于这样的专业精神，梁文道的解释是，香港的专业人士不是通过行政系统评价的，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专业评价系统，这一点和内地有区别。所以内地小汤山医院的医生护士很英勇，他们会喊为人民服务，像英雄一样。香港的医生护士只会说：“这是我的工作。”

　　随着对SARS认识的增加，以前的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香港医学界迅速行动起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管轶博士最早在果子狸身上找到了与人体SARS病毒几乎完全相同的冠状病毒。这是SARS防控的一个里程碑。他也因此成为《时代》杂志2006年11月选出的全球18位“医疗英雄”之一。而领导这一研究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病毒学主任裴伟士(Malik Peiris)因此当选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这被认为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荣誉。

　　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治疗SARS的统一的方法和非常有效的药物，但香港医学界的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前列。2005年12月，中文大学发明了一种方法，只需使用一部仪器，花约4小时，便可推算SARS或禽流感患者的病情轻重，从而处方适当分量的药物。2006年1月，香港大学发现人体内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基因，能有效分解、消灭SARS病毒，以致减低三成感染率。

　　公民社会的力量

　　SARS之初，港府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让香港人更体认到单靠政府管治是不行的，意识到自己也可以结集力量去参与管治、改变社会。香港后来的反应很快，主要是因为历史、地理和经济联系的原因使香港对国际社会反应更敏感。

　　此外，香港媒体对港府的监督和批评起了很大作用，基本不存在对媒体报道SARS的任何控制。因此有关SARS的一切方面，都通过媒体被传播。梁文道就认为：“SARS之后，很多人感到，香港可以自立更生，可以不靠政府，公民社会形成了。”

　　SARS刚开始，特区政府不同意停课。但香港学校校长自动停课，以至于八成学校停课了，迫使政府跟进全港停课。此外，位于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因一名助理馆长染疾而自动闭馆两天进行消毒；东亚银行在港岛的一家分行也因为发现一职员受感染而停止服务两天。香港的艺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对抗SARS的活动中。4月份，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发出招募义工的消息，短短4天，就有1800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义工，服务于抗击SARS的岗位。

　　有人说香港疫病发布不透明，反应过慢，于是就有一些医学界人士组织一个网站，每天公布各区疫情进展。每天平均点击次数达到30万人次，成为市民仰赖的消息来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网站消息的真实性：一个还没被港府列为疫情危险建筑的住宅区，因为有民众通报给该网站，经实地查证后才列入警告名单中。

　　有知名电台主持人透过《风波里的茶杯》这个节目，讨论SARS的局势。并办了一个“一人一口罩”基金，为医护人员筹物资；他发动“一人一只橙”，李嘉诚马上送来100万只橙，每个医护人员每天可以得到一只橙；随后，为提高香港中学生的免疫力，他又提出“一人一瓶维生素C”，李泽楷即刻捐50万瓶维生素C。

　　香港民间对防治SARS完全出于自愿和主动的支持、配合和奉献，相互配合而有效的法律制度，相对独立的专业团体，媒体对政府公共政策的监督，这些制度化的制衡力量在香港社会稳定成长。比较而言，这些力量在其他一些SARS疫区抗击努力期间，很难被见到；即便偶有蛛丝马迹，也很快被抑制住了，更遑论在SARS之后能够开花结果。而这些，恰恰是面对未来可能来临的疫情时，最根本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