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重点是能力建设

　　硬件很硬 软件不软

　　1949年之后中国即着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体系是有效的，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就基本消灭了几种主要的传染病。SARS之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概念开始引起民众注意，加上后来发生的人禽流感等一系列事件，有关部门开始意识到，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如此不完善，它被忽略了。

　　今年是SARS危机5周年，5年间，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迅猛发展，但是正如当初应急体系的建设被忽略一样，中国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似乎也忽略了别的但同样重要的东西。

　　“预防为主是我国从多年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但实际工作中，它是名存实不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黄建始认为，“虽然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基本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预防还是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应对和预防共同构成公共卫生的堤坝，洪水来了，这里有个口，堵住了，但是洪水不治理，缺口堵不胜堵。目前，中国对预防的经费投入、人员培训、技术、房屋、设备、装备等关注不够。”

　　黄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能力建设，这个体系应该包括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和医疗卫生队伍，十分有效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机制，强大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突发事件监测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快速有效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安全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高效的健康教育队伍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硬件很硬，在信息系统、医院等基础硬件设施上投入较多，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发展空间很大，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落后的观念和体制已经成为体系建设、完善过程中的瓶颈。从投资“诊断和治疗”系统到投资健康维护和管理系统，从注重疾病诊治到对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疾病控制，都需要观念的转变。控制传染病，软件比硬件更重要，但也最容易不受重视。

　　中医理论讲究的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上工治未病”，可见首要目标是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将99.9%的潜在突发事件消灭在萌芽之中。而当突发事件出现时，要求应急体系有足够的应对能力，迅速控制局面，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又不是完全不可预防的。如果全社会的公共卫生意识得到极大提高，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理机制，使疫情得到及时控制。

　　“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于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而这些，才是黄建始最希望大家关注的问题。

　　维护健康，同样要靠体制改革

　　上述种种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卫生上层建筑行政体制有很大问题，太多部门和健康有关，国务院里有20几个部委、职能部门涉及公共卫生，如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国家烟草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气象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等。” 黄建始对记者逐一细数这些有关部门。

　　“由于缺乏一个权威的机构来建立组织、协调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当出现涉及多部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2005年夏季的人猪链球菌感染事件和最近的禽流感疫情，就容易出现沟通不畅、协调缺失的现象 。”黄建始认为，由于体制上缺乏统一协调机构，加上现有政府人事和财务管理上诸多不利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条条框框，以及法律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中的缺位，这几年每当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就不得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这不但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正常进程。应急办虽然成立了，但体制上其实并没有理顺。

　　因为涉及卫生的职能部门有很多，直到今天，都无法确切知道中国一天出生和死亡的确切人数，公安部，计划生育部门、防疫站等不同部门的统计数字居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公安部黑户口不算、计划生育黑指标不算，但现在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会给孩子打疫苗，所以防疫站的数字是相对准确的，而实际中的政府决策却并不会根据防疫部门统计的数字。黄建始认为，这类事情很多，但是改起来很难，拿出生人口统计来说，没有一个部门会承认自己的数字不准确，部门利益导致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解决不了。人都数不清，疾病怎么控制好，应对体系怎么应对？

　　在政府决策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公共卫生决策往往是根据短期需求进行的, 不是依据长期研究的成果；公共卫生决策常常是围绕危机、热点问题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关注点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卫生领域的政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医疗保障、医疗机构改革和社区筹资与组织等方面，较少开展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公共卫生基线资料不系统，不全面。现有体制没有能力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事实上有两种东西：科学和看法。科学带来知识，而看法只能带来无知。用科学证据来支持体系建设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有关项目,可以提高公共卫生项目和决策的质量，避免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预防决策失误带来的危害。光凭个人和部分人的看法做决策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是根据个别官员或部分专家的看法决定的。

　　再则，国家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的资金也相对较少。“美国卫生部的钱是和国防部的预算差不多的，中国连他们的零头都没有。SARS之前，财政部发改委一个处长手上掌握的机动资金比整个卫生部的钱都多。有人在报纸上估算过，3000至6000亿元就可以把全国人民的医疗卫生健康包起来。中国公车费用、公费旅游和招待费等加起来就是6000亿。” 黄建始认为，现有卫生资源的分配，目前重点还是放在治疗上，政府科研经费支持也偏重于基础和临床研究，这是方向上的错误。“我们是治疗大病，不保小病。科学研究这些年投入越来越多，在健康医疗、生命科学上面投的钱越来越多，但中国在卫生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却都是在毛时代。现在花了这么多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健康，癌、心血管等疾病越来越多。”

　　黄建始的心里有一笔账：“人均期望寿命每提高10%，GDP就会提高1%。中国在预防上投入1块钱会有8块钱的回报。有统计表明，中国政府烟税的收入1050亿，但因烟致病等负面影响，需要政府花费1500亿，所以政府一定不能短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