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调查组：转让违法

　　尽管众说纷纭，记者还是从山西省和晋中市文物局的联合调查组了解到了初步结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行为。

　　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不能作为企业被改制，谁也没权对国宝作出这样的裁定。祁县政府和上海、重庆两家公司单方签订的意向书完全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是违法的。调查组成员这样补充道。

　　据悉，目前该县已暂停运作此事。山西文物局将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上报省政府，正在等待批示。

　　富甲天下的晋商消失之谜

　　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山西晋商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原因使这帮商人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冲垮击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销声匿迹？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

　　外因：受累于衰亡的清政府

　　“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东起大坂、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刘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感慨地描述了辉煌时期的晋商财富版图。

　　据史料记载，左宗棠准备平定新疆之乱之时，民间票号共捐借款11653730两白银，其中8823730两来自晋商，几近八成。

　　刘建生说：“在乔家大院的二进门上，有一幅篆书楹联的砖雕：‘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是朝廷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亲笔，这14个字，花掉了乔家30万两银子。”

　　不过，晋商的倾力捐助不仅没能挽救腐败的清政府，反而随着后者的覆灭，一同被拖进历史的泥沼。

　　1906年10月，清政府将山西地下矿藏拱手让给英国福公司，以渠本翘为代表的晋商组成山西保晋公司，规定“惟收华股，不收洋股”，先后凑集275万两白银，不惜血本赎回了矿藏开采权。

　　“要知道，1906年，清政府国家年收入只有8000多万两。”刘建生说，晋商们又一次地在资金上被釜底抽薪，但终不能有所作为。

　　不仅如此，从清末开始国内战事频繁，太平军、义和团、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几乎每次的战乱，都会使在外经商的山西人因失业而赋闲在家，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刘建生说。

　　内因：脆弱的资金流动渠道

　　除了政府无能和时局动荡，晋商的消逝还有其内部的原因。

　　刘建生说，晋商最令人钦佩的是，清朝道光年间，在几个晋商的指挥下，中国第一次出现便捷的货币汇兑机制——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南北大地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转为轻快的商业汇兑，晋商也逐渐掌执中国金融界的牛耳。

　　票号的产生，迅速成为晋商吸取财富的主要来源。刘建生说，但票号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资金流动渠道依托“太过脆弱”的政府。一旦政府失控，资金调度就立刻阻遏。

　　刘建生说，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方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方资金大多散失，而此时清廷提银刻不容缓，尽管票号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来到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另外，晋商的保守，也是自身衰落的一个原因。刘建生说，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考虑的不是投资使资产变大，而是回家盖院置地，这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许多晋商把挣的钱，什么都不投资，全部做成窖藏银子藏在地下。等日本侵略中国时，后人东奔西跑，银子也就全让日本鬼子弄走了。”

　　刘建生还总结说，很多家族腐败成风，坐吃山空，直至没落也是必然。

　　创业难，守业更难。晋商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至今依旧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