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子时会有莫名电话频繁打进来

　　办案子时会有莫名电话频繁打进来

　　新京报：控制了刘玉辉后，开始突破曹文庄了吧？

　　张：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口子找到了，怎么撕开？事也查清了，怎么让刘张嘴？我们的预审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提审刘玉辉，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

　　最后他供述了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110万元。

　　新京报：你提审过曹文庄吗？

　　张：这个案子到2006年1月25日立了案，开始预审。曹文庄到提审阶段仍不放弃。

　　我提审他时，他说知道错了，一定好好回忆，但回避谈细节。不谈细节，就不能作为证词。

　　我们向他出示掌握的证据，他有时交代，有时不交代，有时还翻供。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讯问是心理的较量。

　　但最后的录音录像显示，他交代的所有细节都和刘玉辉的吻合。

　　新京报：也有人不希望看到曹文庄出事吧？

　　张：那当然，有些企业逃避调查，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甚至恐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曹一个人，还有支持他的一批企业，查处了药品，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新京报：他们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来说情或者恐吓？

　　张：他们会以举报的名义来摸我们的底，给我们的调查人员设鸿门宴，希望我们的队伍被怀疑。

　　为了获取证据，我们和举报人秘密见面，但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和意图，有时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立了个规矩，问题可以谈，饭坚决不能吃。

　　新京报：侦查中你是否遇到过危险？

　　张：敢直接威胁我的还并不多，不过危险都是潜在的。

　　我们的一个干部在调查一名保卫干部时，对方突然拔出了手枪。我们有一次去调查一个证人，他因为几次被绑架，我们冲进去时，他床底下的猎枪已经上了膛。

　　“调查暴露，我们和曹文庄是公开较量”

　　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披露药监系统曹文庄案详情，称其具备反侦查能力

　　在药监局的案子中，莫名的电话会频繁进来。有时我刚进办公室，或者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接听，没人说话，我宁愿相信这都是巧合。我们也经常会被跟踪。

　　办案时，请吃饭、送礼、甚至拿包钱摔在桌上的都有。我们每个案子都有个质量跟踪卡，由我们院里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我们进行考核。

　　贪污出现　59岁和39岁现象

　　新京报：之前曹文庄好像在机关会议上公开说过，如果他有问题，中央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张：反贪有个59岁和39岁现象，一老一少。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寻找一个转折点。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他们在什么临界点上，会特别感觉到钱的重要。

　　在做司长之前，曹文庄没有收过一分钱，他有超强的自制力。但到了司长任上，就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了。2002年他上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时，刚好40岁。

　　新京报：郝和平涉案时58岁，他说自己向企业索贿购房买车，是为退休前把儿子家当置办齐全。面对这样的官员你是否会有怜悯之情？我知道在17年前，你刚进检察院时，曾因对一个嫌疑人产生了同情心而导致他逃脱。

　　张：对人的怜悯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个不会左右你的工作。

　　17年前的教训是因为经验不足，现在面对这样的案犯，我觉得惋惜。他们都是党多少年培养起来的干部，一个人犯案，至少牵扯到三代人，对个人和家庭，都是悲剧。

　　系列贪污案暴露部门潜规则

　　新京报：你办过不少特殊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办理似乎最后都触及了制度的调整。

　　张：用个案来反腐还不够，要改良土壤。

　　2004年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受贿案，2005年涉及18个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的北京西城区邮局系列贪污案，都暴露了这些部门的潜规则。

　　药监局腐败大案也是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设计上就有问题。要重新建立整个药监的框架，不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权力集于一身，肯定会出问题。

　　新京报：你曾说过，反贪是个很前沿的工作？

　　张：反贪接触的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易变的部分。最早接触到这些问题，就要防止它蔓延扩展开，同时给下一步的决策参考提供依据。这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查案。

　　新京报：这几年反贪的重点领域有何变化和特点？

　　张：2005年重点提打击商业贿赂，2006年重点整顿医药卫生，2007年严查城乡建设。

　　十七大过后，打击重点应该会放在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比如教育、住房还有矿区治理。商业贿赂还会继续提，明年的工作还没布置。

　　压力大时，我会一个人不停地走

　　新京报：听说你在做反贪局长的近4年里，平均每10天查办一名贪官，每15天查办一起大案，每两个月查办一起大要案，精神压力很大吧？

　　张京文(以下简称张)：反贪局在检察院里是压力最大的部门，所以局长也会进班子。

　　我们的工作就是长时间地绷着，没有上下班一说。

　　几乎每到周日晚上，我就开始睡不着觉，想第二天要干什么，下周的工作怎么展开。

　　新京报：有解压的办法吗？

　　张：有时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我会一个人不停地走，从单位一直走上四环，一路看周围的那些人、那些事。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手机响也听不到，没有人来找我。

　　新京报：压力这么大，你们的收入应该比检察院其他部门要高吧？

　　张：哪有，跟其他部门完全一样。我们反贪系统内有句名言，叫选择了反贪，就是选择了奉献。

　　反贪干部贪污跟心态有关

　　新京报：最近出现了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受贿案。反贪干部最清楚贪污的后果，为什么还以身试法？

　　张：有的人选择这个职业，是把它当成职业而非事业。当压力与诱惑超越了自身的抵御能力，就变得不可逾越，这跟境界和心态有关。

　　新京报：那你就可以不为所动？

　　张：我把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愿望当成信念而非职业。干这行，看这样的事看多了，对于钱啊什么的这些身外之物，就看淡了。

　　我经常想，人这一生，什么是最宝贵的。多高职务、多有钱的我都见过了，有时真的觉得，一个人拥有的权和钱太多了，就是灾难。

　　刚才更新电脑杀毒软件时我还在想，我们自身的抵御能力也必须不断升级，否则就会被击倒，每天都是对自己的挑战。

　　最大乐趣是和儿子一起成长

　　新京报：你对儿子说过你这辈子最想做的是游泳教练？

　　张：呵呵，和儿子一起成长，现在是我最大的乐趣。做游泳教练，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赚钱养家，很好啊。

　　反贪干部不可能成为明星式的人物，越低调越好，社交圈越简单越好。这既是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工作要求。

　　新京报：你说过“下一个对手一定比曹文庄高明”，这个对手现在出现了吗？

　　张：比曹文庄高明的对手并不少见。

　　反贪的要求越来越高，犯罪的形态也比过去多得多，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案件突破能力。

　　此外，法律强调稳定性，但是犯罪种类和手段的变化比法律的制订要快得多。因此，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界限模糊的案件，我们不能等法律完善了再去打击这类犯罪。

　　怎么利用现有的法条来有效、及时地打击犯罪，正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本报记者 吴珊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