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里的纪实中国

　　-凌 洁

　　中国，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蜕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崭新世界。

　　而他们，这些世界各国的职业摄影师，试图抓住这一巨变的瞬间，勾勒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曲线。

　　两种元素汇合、碰撞，爆发出惊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当我们看见这些照片，惊奇、兴奋、怀疑……百感交集，一片众生像。

　　1938年，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目睹日寇的侵略，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新闻照片。这是玛格南图片社记者首次拍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摄影师德克·哈斯坦德记录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性时刻。而在民间，还有那西洋镜里质朴平和的城乡建设与百姓生活，蜂拥而入的外国摄影师频繁往返中国，他们带着相机深入城市腹地，甚至不惜久居于此。在这近70年中，中国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外国摄影师的视觉中国也在不断地迁移和发展，从最初的战争政治题材到如今的深度社会观察，他们定格的瞬间对于展现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是参照，是对比。他者的目光聚焦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巨大变化，而我们则得以清醒地审视自己的过去，思考面对的未来。

　　时代矛盾的映照

　　世界最知名的新闻纪实摄影图片社玛格南，麾下摄影师总能于关键时刻出现在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关注未曾中断，几乎有一半的摄影师都来过中国。创始者之一布勒松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他抓拍的物价飞涨，上海民众抢购黄金风潮和

国民党末日等照片是忠实记录蒋家王朝覆灭和中国人民斗争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马克·吕布前后进入中国20多次，从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拍摄持续至今；帕特里克·扎克曼用1986年到1997年近10年时间拍摄了“全球华人”的题材，其大型摄影集《在长鼻子眼中》甚至成为中国影像的代表作……毫无疑问，中国是他们拍摄的主题之一，摆脱简单新奇的异国情调，坚持不懈用镜头将它具体化、准确化、符号化。

　　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几番冲击，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也最彻底冲刷了民众的心灵，在外国摄影师的眼中，有关中国的故事、题材变得更为多元与宽广。在中国纪实摄影，确切地说是中国都市化进程这一宏大主题下，每个外国摄影师对中国的关注都不一样，有视角、有目的性地选择拍片题材是他们的共性，并按照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地创作。一方面，他们欣喜于中国的活力，人们都在努力打造自己未来、城市和国家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中国执着于快速现代化过程而忘记本身的美，或出现各种诸如消费主义、环境污染、城市建设等问题而焦虑、担心和痛惜。他们的视野开阔，会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的大工厂’”，也会选择我们司空见惯的题材，用独特的视角与拍摄手法深入挖掘和表现。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将工业改变的自然风景作为恒久主题，他寻找细节丰富、规模宏大、意义深长的主题场景拍摄，如废品回收站、煤场、矿场、炼油场等日常生活较少接触，实际却息息相关的地方。不要随意改变自然，呈现对抗自然所隐蔽的风险，是他拍片的初衷。而更多时候，“摄影的记忆功能并不都是为观赏，而是为防止遗忘”，保留正在消逝的人文遗迹和传统文化是外国摄影师通常选择的主题。

　　许多外国摄影师擅长客观摄影，尽可能接近客观现实，而不是个人主观。从现实生活的杂乱场景中提炼视觉符号，并赋予象征意义，而自己则彻底在照片里消失。这是他们眼中的“中国”，然而也有些摄影师更愿意把镜头留给有典型性的“中国人”，对他们来说，看个人命运如何在这时代变化中飘摇是最有意思的主题。也因此，他们喜欢在拍摄时保持自己的存在，让被拍摄对象知道自己的身份。

　　澳大利亚摄影师菲利普·葛斯特罗看中的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的下一代，他通常选择那些有一定独立能力的独生子女—上大学或者工作的年轻人，试图了解他们在城市所处的地位和他们所期望的未来如何。他的理由是“计划生育”政策将直接影响中国的人口结构及传统的大家庭生活，而那些“独生子女”更将引导新的经济消费潮流，并促进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改革。正在上海拍摄《中国人家》系列的荷兰摄影师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从2004年开始着手这个专题，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通过他们的躯体和面孔刻画日常生活的轨迹，常常感动于镜头前中国家庭所体现的强烈好奇心、热忱、友善、勇气和意志力量。

　　开放、速度和生命力

　　表面是立体、生动、多样与和谐的中国，实际是处处充满显著矛盾、剧烈变化、明显进步、丰富层次的地方，尤其是这一切还发生在一个古老国度苏醒之后，那么当然将成为摄影的丰饶高地。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在1972年前，大多数的西方记者不能进入中国，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摄影的门户才逐渐向境外摄影师开放。那时他们镜头里的中国服饰单调、路上全是自行车几乎没有商业，中国人甚至不太敢接近外国人……以致于拍完了这些，他们兴趣减弱后纷纷选择离开。不经意间，中国悄无声息地从铁饭碗时代走到大众消费年代，从以前的完全确定性到现在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正在经历着的快速都市化进程在不断创造奇迹。于是，他们又相继在加速返回，看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摩天大楼和新的郊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极大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画廊、展览，还有无数富有创造性的设计、建筑、时装和丰富的夜生活，他们发现中国是多么得令人期待和想象，于是从中找到了久违的活力和灵感。

　　与此同时，政府的友好与热忱又几乎让他们受宠若惊，新闻开放伴随大国崛起更彰显出中国的气度与自信。实行半个多世纪的外国记者采访限制已经取消，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正式生效，意味着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将不再需要向中国政府提出专门申请，只需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即可。而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党代会，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记者报道盛会，境外记者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

　　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奥运、城市建设……看外国摄影师的视觉中国，与其说是在看“中国”与“中国人”，不如说是在看速度与生命力。它们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主题，看似互为因果，实际是前者给后者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回应和再创造。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拍摄电影《三峡好人》时来到重庆

奉节拆迁现场，当地领导说：“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贾导说：“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因此，这速度既是发展的速度，也是改变的速度。环境改变了，人们一度变得不适应、迷失、盲从、漂泊，没有归属感，反映在个体身上，就出现了许许多多性格鲜明、身份各异的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该如何取舍固有的生活和适应未来的发展。由此引出外国摄影师所选取的“中国”与“中国人”两个主题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都市变迁和身份认证的关系。人们必须破除陈规，在保持旧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开辟新的视野，而那些外国摄影师正是捕捉到了这种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