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中国未来的希望

　　-观察记者 刘晓林

　　中国的艰难转折——从“不发展” 到“发展”到“科学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经常到特区深圳去。最引我注意的，常常是高速公路两旁闪过的广告牌上这几个醒目的字—“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出自中国伟大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之口。

　　这句话直白、朴实、强硬、不容质疑，只有邓小平这样历经三起三落、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言行原则的老革命家才能有这样的目光高远、这样的真理坦真、这样的思想坚定。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发自肺腑地说着这句话—“感谢邓小平！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救了文革后的中国！”

　　后来我认真去查阅“发展”一词是什么意思。有解释说，“发”的繁体古字，是“癸”字头，下有“弓”和“殳”字，“癸”是水的意思，水冒出了头，便流动无阻；“弓”拉开了，便向外进发；“殳”是古代的一种兵器，用竹竿制成，有棱无刃。“发”就是产生、引起、向外、打开、扩散、开始行动的意思。“展”是“放开”、“施放”的意思。“发展”合在一起，就是向外开始开放扩散进军的意思。

　　“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说“不发展是无道理的”。与这话相反的是不发展。如此特别地提出这句话，而且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号令，难道说我们过去有“不发展”的时候，有把“不发展”当作道理的时候吗？

　　事实上，过去也不是不发展。在建国初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只不过后来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把发展放在第一要务的重要位置上，才严重耽误了各方面的进程。

　　也正是此前的中国处于不重发展而重斗争的困境，而且中国大部分干部群众都被不发展的政治思想所困住了，因此，这时中国一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老人这样的振臂一呼，才显得如此艰难、如此大胆、珍贵、不易，又如此的激动人心！

　　“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浅显的一个道理，在当年看来却是那样复杂的一个倍受争议的命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时髦的政治口号。发展生产就意味着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而一天到晚喊阶级斗争的口号，才是社会主义的纲。因为这样，那时侯中国的国民经济竟然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于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老人急迫地催促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但与此同时，国内一股顽固势力却不停地在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较劲。甚至错误地固守着发展生产力搞活市场经济就是“姓资”，不发展继续保持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做法就是“姓社”的政治观念。以至到1992年春天以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得邓小平老人在春天的时候不得不跑到深圳特区去“南巡讲话”，春天的故事才真正开始，“发展是硬道理”的声音才从特区传到大江南北。

　　“穷则思变”，正是中国处于穷途的极点，发展，才成为中国最为急迫最为需要的第一命题。

　　“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所强调的主要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是从更大的视野角度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的变迁、进化(或进步)状况。发展所要求的是‘康乐，是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发展的涵义不仅在于‘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更在于给人提供选择的自由’，即人的个性的创造性的公平、全面发展的自由。”

　　这是我所读到的“发展”的有关定义。但是，那时侯的发展，是急于摆脱中国的贫穷状况，根本不可能谈得上全面发展。关于这些，邓小平老人很清楚。他在一次与他弟弟的谈话时就明确表明，发展以后中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是，那时候，发展是第一要务，容不得半点迟疑和耽误，因此，为了加快发展步伐，邓小平老人提出的是“先发展”、“不争论”。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样的奇迹令世界睁大了吃惊的眼睛。“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成为人们历史总结的一种表述。

　　但是，不争论并不代表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们看到城市慢慢发展得象欧洲，而农村却象非洲，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城乡发展很不平衡；我们也看到东部发达，西部却落后，区域的发展也不协调；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

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却萎缩了，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我们同时看到水泥、钢铁、化肥等等高产，但是却消耗了大量资源，排放出大料的污水废气浓烟，环境变得无法让人生存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人与自然之间极不协调……我们产生了许多错误的发展观，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GDP”当作了官员升迁的“成绩单”……

　　应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的，近期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是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一时期从工业革命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第二阶段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将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变革的统一，即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经济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追求和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人)和谐平衡的过程，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和在全球取得共识为标志。

　　历史进入到必须考虑“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它善于不断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不断与时俱进，在改正错误中向前发展。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肩上，胡总书记顺应历史潮流，正视中国现实，英明地提出了不仅要发展，而且要科学发展，提出了顺乎历史潮流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正处于从“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折的历史阶段。

　　胡总书记的思路非常清晰,科学发展观最早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从原来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到“6·25”中央党校讲话的内容，直到最近写入十七大报告和新党章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的思想一次次地在不断完善。

　　事实上，“科学发展”是建立在“发展” 基础上的，两者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在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十七大报告回答了发展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怎样才能实行科学发展，以及发展成果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

　　以十七大为基准，中国进入了全面科学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的巨大挑战—

　　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突破的关口

　　党中央、国务院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举措，可以说，都是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的高度来考虑的。所以，几乎所有的新政策、新决定，都能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所有人都说，如果能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去做，那么，中国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至于一些方面问题重重。

　　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许多问题在历次大会中都提得很好，但过了三年五年，某些方面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各唱各的调？这里有认识问题、有方法问题，更有利益问题。

　　与所有问题一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一样也在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要过认识关、方法关、利益关。

　　而这三个关互为关联、互相影响。其中，最难过的是利益关。

　　在中国的现实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地方以“GDP”增长作为考评官员政绩的标准。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或者会归结为方法上出了问题。其实，骨子里是利益在驱使。这根本的利益是什么？是官员自己能不能得到提升。能得到提升就干，对于升降影响不大，就不作为。如果在做事和做官之间产生了矛盾，就宁愿放弃做事而选择对做官有好处的。

　　做官为什么与利益关系这么大？因为中国自古至今，都流行着有官就有一切的官最大的官本位文化。一些人做官的思想不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是追求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人民肯定的人民地位，也不是追求得到后人好评的历史地位，而是追求得到重用提拔的官场地位。他门做官的目的更多考虑的是，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好处。因此，如果眼前对做官有好处的就做，看不见的长远利益的就不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为民办事的周期很长，而干部升迁的周期很短，有些官员为了做官就会选择短期行为。

　　今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说过，对于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意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这三句话对形成正确的干部选拔导向，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价值。

　　另外是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问题。应该说，在客观上存在一些误读的地方。

　　比如，许多人在写论文和发言时都把“科学发展观”仅仅理解为指导经济领域的科学发展的理论，这就是一种误读。其实，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的是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必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以及执政党自身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以保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的建立的可能性。它更要求执政党必须以科学的理念、精神、方法和手段，去解决国际国内日益复杂的各种新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讲求“系统性、长远性、发展性、科学性”；

　　还有，把“科学发展”不以“GDP”增长为惟一标准理解为可以不发展或者放慢发展，就是一种误解。忘记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忘记了经济发展既要“又好”，又要“又快”。贫穷、环境、资源与增长之间产生矛盾，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不发展”；

　　把“发展”等同于了“增长”，不知道发展比增长更为全面，就是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错误理解。对于发展与增长的关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所提出的增长极限论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不同概念，增长只是发展中一个方面，而发展则包含着“人、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进步；

　　在方法上，也经常出现用错误的方式去应付“科学发展观”的现象。

　　其中，一个很危险的做法是口头上形式上讲“科学发展观”，根本不联系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发展观”。你只要随手查阅大报小刊，或者去看看各种场合的标语，在互联网中输入“科学发展观”一词进行搜索，就会看到大量各地官员开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闻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会议,不管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官员们讲话必高声宣讲“科学发展观”。有的讲了后就再无下文。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却不与身边点点滴滴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说是一套，做是一套，形式主义严重的现象不在少数，这种做法与“科学发展观”的本意相去甚远。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思路，首先是理念、思维层面的东西，但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变为政策、制度与实践。

　　还有一种方法上的错误，就是以表面拔苗助长的方式来表明“发展”和“统筹发展”的形式主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四川省绵阳市为体现现代农业科技的示范作用，修建了许多别墅。农民虽然住着用信用社贷款修建起的欧式豪华别墅，却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由于不能按照规定领到土地被统征后的生活补助费，许多住别墅的农民为了生计全家人外出打工。出现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明当地领导的执政思想存在误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只要“阔了门面”，就树立起了“典型”。错误的政绩观，以及认为以这可以协调城乡的发展，这和其它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一样，让示范工程给农民留下了沉重债务，也给当地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这反映出科学发展观仍是某些干部挂在嘴上的东西。

　　其实，贫困农民住豪华别墅的现象已被多次曝光，如福建漳州市西坑村、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小康示范村等，农民虽然住着豪华别墅，但还是没有脱离因贫困而为生活奔波的命运。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地方根本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少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然而，现实中许多体制和机制性的东西就客观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分配机制上，就是“官大一级好处大一级”，搞技术的不如做官的，这种体制鼓励人人争官位，使得学校和科研机构等等本来应该是倡导学术气氛的地方成为变相的衙门。

　　还有，我们长期以来是以阶级、阶层来划分人，而很少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个性化的个人很少成为领导、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对象。原来中国每一个个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决定了你的政治命运、住房、医疗、副食补贴、工资、奖金、退休金等等一切经济来源，而一个人在单位的处境又往往取决于单位领导对你的评价。所以那个时候的以人为本完全取决于领导是否以你为本。改革开放虽然使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但这种对待个人的态度和方式依然没有多大改变。

　　另外一个普遍现象是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得不到尊重。一些地方普通百姓的民生得不到改善，但是乱建堂馆楼所吃喝玩乐的财政浪费却到处可见。据媒体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府谷县政府在“公务”宴请中,一顿饭就花了8813元。这种情况各地并不鲜见。

　　中国的一些官员过去很忽视人,像封建官僚一样把民众视为“草民”。科学发展观中把“人”的定义给明确了下来,这就是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所以能否在现实中根子里解决以人为本的认识、观念问题，是决定能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在统筹方面，许多地方政府和个人至今都还处理不好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都是需要艰难突破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