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生态调查

　　领导干部“改非”全视角

　　许多领导干部因年龄等原因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简称“改非”。现实中，他们虽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又没到退休年龄，仍然“在岗”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人事改革的深化，这一干部群体的规模数量日益扩大，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因其身份管理的特殊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文本刊特约记者应献

　　在我国金字塔型的干部队伍结构中，科级干部占公务员多数，在“改非”群体中也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改非”之后的状况，在这一群体中极具代表性。在此，记者通过对湖北一个普通县级市的科级干部“改非”群体进行调查，为我们了解认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一个标本。

　　这个县级市2000年前后开始推行“改非”制度，现有副科以上干部700余人，其中在职300余人，非领导职务近400人，占57％多，已经突破了50％的职数限制。其来源一是乡镇合并，多出的领导成员；二是乡镇班子领导职数减少，由原来的11至19人减至现在的9人，富余人员便向“改非”分流。

　　“过去说别人，现在不能被人说”

　　记者走进该市纪委、监察局信访室时，尤先喜正在和来访群众谈话，温言细语，耐心开导。送走来访者后，他对记者颇不好意思：“让你等久了。”

　　尤先喜今年55岁，当过兵，转业后长期在乡镇工作，后从乡镇纪委书记调入市纪委、监察局任信访室主任，正科级。2002年机构改革中转任主任科员，继续留在信访室工作。

　　尤先喜“改非”之后，热情不减，和以往一样勤奋尽力，同志们都说信访工作“离不开他”。该市是“信访大户”，纪委、监察局每年的信访量都在150件左右，每一封信件都要经过他登记，送领导签批后再分流，有些还要他去办理。《来信登记薄》、《来访登记薄》、《办理信访件台帐》等厚厚6大本，摆在他的办公桌上。记者边翻阅边问：“‘改非’以后应该轻松一些了吧？”老尤憨厚地笑笑：“担子轻了，事情不会减少；责任小些，工作量不一定少。”

　　“你心里是怎么看

公务员‘改非’？”“我们都是从年轻走过来的，晓得通过这项制度，老同志为年轻人腾位置，是件好事。我当过兵，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道理，自己进退，没多大必要过细地去想。”记者感佩他“改非”多年还能保持这样的工作热情。老尤谦虚地说：“比我认真的同志多的是，我们过去说过别人，现在不能让别人说。再则，我所从事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粗心，群众找上门来，要耐心说服人家；我们下去调查，结果要让群众服气。”

　　的确，当地不乏像尤先喜这样的“改非”之后不松劲的干部。顾家店镇李进生是从村干部招聘到乡镇工作的，当过乡镇纪委书记、副镇长、副书记、镇人大常务主席等职，从事领导工作10余年，2005年改任镇人大干事时只有50岁，但他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问他“改非”前后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这句话：“角色变了，工作态度不能变。虽然现在不在一线打拼，也不能让人看笑话。”

　　“在党性和世俗的双重压力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传统的“官念”也使一些“改非”同志面临着思想上的考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干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怕别人说“恋栈”，只能自我“收敛”，热情不再，处处小心，不想多说一句话，也不多做一件事。用一个 “改非”干部的话说，是参与不干预，出谋不划策，做事不惹事。

　　见到易振荣，有些意外。那天，他来市里办事，因为是过去的同事，便邀他来坐坐，很自然地问到他的近况，拉开话题。他今年44岁，先后在3个乡镇担任过副镇长，调到董市镇时37岁，当年以最高票当选镇长。一年后，乡镇机构合并，全市一下子多出几套乡镇班子，38岁的他被调整为镇政协联络处副主任。

　　“正是精力旺盛干事业的时候，却从党政班子中退出来，任个‘养老的闲职’，当时的确有些想不通。说句自吹的话，与一些新进班子的同志比，自己的能力、水平、学历都不差，却退下来了，内心是不大情愿。但自己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外面还有人说，年纪轻轻的就退了，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能力不行？听着这样的话，心里那个难受啊！”

　　改非后，镇里也并没有让易振荣“闲”着，因为他有搞企业的经验，安排他管企业改制。过去，这个镇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后来的包袱日益沉重。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全镇几十家集体企业，在他的主导下，实现了全面改制，其间，苦没少吃，骂没少挨。“其实，工作的压力不可怕，最怕的是人言可畏，有人背后叽咕，有人怪自己还是那么认真，自己有时候也灰心，感觉低人一等，划不来。”

　　2005年，乡镇机构再次精简，42岁的易振荣，转任副科级镇长助理。回忆这些，他笑笑说：“别人是步步高升，自己是‘节节败退’，经过这几次改革，心理渐平衡了，想透了也就看淡了，习惯了。现在听派工，需要我‘助理’就‘助 ’，不需要‘助’我就不‘理’”。言语中流露出几分无奈，又似有几分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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