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和平发展

　　-余潇枫李 佳

　　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人类

　　现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2003年的那场阴霾—SARS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扩散到五大洲的19个国 家。SARS肆虐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亦或民众，都不得不去认真地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没有受到侵 犯，而生活在领土边界以内的人民却明显感受到了不安全？为什么没有敌对国家，也没有武力进攻，而人们却显然感受到威胁 的存在乃至形成了普遍恐慌？同样，也是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经受了它对美国经济运行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 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炸带来的美国国内状态和国际整体外交格局的改变，人们恍然发现：原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无法用 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国民的安全！原来没有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也能带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大动荡！那么，为什么传统的安全维 护手段不能发挥作用,并一度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不同层面的危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军事 安全与政治安全范畴，我们将这一类“新安全”问题概括为非传统安全问题。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非传统安全依旧是一个崭新的词汇—即便我们在不远的过去已经经历了SARS、“9?11” 等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劫难；即便我们目前正经受和经历着环境污染、煤矿爆炸等众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即便我们在未来将直面 来自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当我们试图进一步了解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就会发现，除了SARS 和“9?11”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之外，新千年以来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很多事件也都给予了我们一个“不安 全时代”的境遇：2000年，世界范围内艾滋病严重蔓延；2002年，英国疯牛病造成全球恐慌；2004年，印度洋海 啸；2005年，伦敦、埃及连环恐怖大爆炸；2006年，地震引发的海底光缆断裂导致网络的安全危机；2007年，食 品安全与饮水安全成为世界性话题……如此，当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国家间的军事威胁时，惊讶地发现非传统安全威 胁无处不在。“社会风险全球化”已经是一个摆在面前的不争事实，非传统安全越来越成为聚焦学界、媒介及当政者眼球的焦 点。

　　所谓非传统，便是相对于传统而言。传统安全是指国家安全，国家的政治及军事安全是其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是指 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的、直接影响本国和别国乃至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 ，指的是“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一切生存性威胁”。

　　安全，从传统到非传统，一是强调安全领域的拓展，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被纳入安全范围； 二是强调安全层次的多元化，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团体安全、公民安全都被予以考虑，并且超越了传统安全仅仅以国家安全 为基点的局限，凸显出了现时代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三是强调一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结构秩序、生 存方式不受侵害，不光是国家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没有战争的可能、没有军事力量的使用、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阴影等和平状 态，也包括人的身体上没有受伤害、心理上没有受损害、财产上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上没有受迫害的无危险的存在状态。

　　纵观历史，传统是曾经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传统。纵观当下，我们未曾经历过的非传统、非典型、非常规、非对称 的“另类安全”问题蔓延已是不辩之现实。生态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水资源危机、移民难民危机、民族冲 突危机、国家认同危机等，作为一种对安全的新威胁而日益引起我们的关注。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国际 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一部分。非传统安全威 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涉及国家众多，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及多国合作加以解决。

　　事实上，早在“9?11”之前，“非传统安全”一词已见诸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及东盟主要国家关于国际安全问 题的战略报告、政策文件及学术文章和专著中。如1997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了美国面临的“新威 胁”。此后，美国相继出台了《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 反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文件，反映出美国决策高层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到了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高度。

　　事实上，也早在SARS之前，“非传统安全”一词已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登陆中国学界。我们现在用“百度”搜 索“非传统安全”，便可搜索到38万余个相关项。中国政府则是从2001年起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中使用“非传统 安全”概念，如2001年的《国防白皮书》、2002年5月“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的中方立场文件”等；200 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2004年9月14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会议 时强调：“中方支持安理会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支持联合国加强同其他相关国际和地区 组织的合作，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共担。”2006年11月24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胡锦涛主席又特别强调 了要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2003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程提上日程，指出 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 确提出要“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 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

　　中国政府将非传统安全纳入其执政视野，纳入的不光是一个新名词，更是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境界—即从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更宏观层面审视国家安全。要求的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倡导的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社会安 全并重，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并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凸显的是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 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拓展的是安全研究的价值维度。展开来说，即安全的重心从单一的“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社会安 全、国家与全球安全”并重；安全的价值中心由强调“领土与主权”到强调“国民生存状态与人权”；安全的主体由“国家行 为体”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安全的维护方式由“一国行动为主”到“跨国联合行动为主”；安全的性质由“免 于军事武力的威胁”到“免于非军事武力的一切威胁(如贫困)”等。其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国泰民安”，实现“政权安全 与主权安全”、“发展安全与人的安全”并行。

　　非传统安全的中国语境

　　今年6月,山西洪洞的“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外媒体，在我们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快感中加入了一个进行反思的 有力注脚。有学者指出，“黑砖窑事件”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劳资矛盾、劳资纠纷，而是黑恶势力向法律权威的公然挑 战，是赤裸裸的欺凌弱小、奴役百姓、草菅人命的恶霸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与通常侵犯劳动者权益相比 ，“黑砖窑事件”具有侵犯对象的羸弱性、犯罪手段的残酷性、犯罪行为的普遍性、当地管理和执法部门的冷漠性等特殊恶劣 性。甚至连经济学界的相关学者也带来了这样的反思：国家发展为了什么？经济发展为了什么？社会发展为了什么？归根结底 ，这是对“人的安全”的忽视。

　　无疑，学界的反思是值得欣慰的。至少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与发展，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起动，人们将注意力从单纯关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逐渐转移到关注经济安全、社会 安全等；从单纯关注国家安全，逐渐转移到关注人与人类的安全。在非传统安全视角看来，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终极目的。 一个国家、地区内个人是否安全，是一个国家是否尊重民本、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所以，人的安全与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应高于 政府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威。与人权强调个体权利相比，“人的安全”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强调人所处的环境对人的权益 的保护，人所处的环境包括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不仅要强调人的权利，还强调人的价值。在权利的保护与价值的实现基础上 ，来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无论是“黑砖窑”事件，还是当前由于各类矛盾所触发的突发群发事件，都向我们昭示：当代社会 的安全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自身的问题。“人的安全”的重点不再是强调人的生存的需求，而是人的解放与 社会正义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紧密相关，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没有人的安全，社会 不会和谐。

　　“黑砖窑事件”已经过去，汉源事件、定州事件、池州事件、万州事件，孙志刚案、孙大午案等……我们在回溯当前 社会发展中留下的烙印时，也不能不审慎地追索“华佗无奈小虫何”之根由。欲追索“华佗无奈小虫何”之根由，就必须认识 到非传统安全的中国语境和当代意义。

　　毋庸讳言，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 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 的频发阶段—理论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GDP5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 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在这 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 可能。危机可能引发的是普遍安全问题，在我们面对更多矛盾的时候，也预示着我们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形态更加复杂。

　　虽则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上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好的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将打击 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大国关系重新回到了合 作的轨道上。中俄已经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也结成反恐伙伴，中日经济利益逐渐加深，中印关系已解冻，国际舆论 也逐渐由“中国威胁论”转为“中国机遇论”，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压力得到缓解。但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安全、国家 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在逐渐显露，其危害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我国的安全挑战已经明显加大，中国的安全已经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反恐反分裂任务艰巨，生态 环境严重恶化，能源供给和能耗的不平衡，转型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与社会不公现象突出，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越来 越多，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问题面临考验，过量移民问题严重，劳资关系与劳动力市场需要重建……经济安全、环境恶化 、人口安全、有组织犯罪、艾滋病等将上升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略问题。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不当，很有可能 导致传统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如果我们还把对于安全的关注仅仅付诸于对于传统军事威胁的 关注，那就是战略眼光的缺乏和对未来认识的不足。因为，形势在变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在充实、外延在扩展。我们要加 强的，是对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的关注。

　　反观国内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安全形态，集中表现为公共危机的频次从偶发性转向密集性，公共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 、大规模的特征和常态化的趋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太湖绿藻污染等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公共危机，煤矿爆炸、化工厂爆炸 等由于生产和劳动引发的公共危机等等都在不远的过去呈现；而各类突发群发事件更是积重难返。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 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74000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 76万人次，许多群发性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

　　我们关注这些公共危机，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和明显的聚集效应，更是因为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会“内传”、“外溢”，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直至危害普遍安全。同时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全球已经形成一个十分敏感的共振系统，国内安全问题的处理失当将带来国际共振。所以，我们在经 受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考验，以及应对恐怖主义、环境恶 化、毒品走私和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的同时，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据 信访部门调查，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幕后有人策划、煽动和组织。随着组织性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呈现 出持续和反复的态势，闹事方式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抗性不断加剧。而且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国内外各类反动势力认为有机可乘，利用我国政府传统的处理方式和群众心理，在各类高科技技术的支持下，煽动群众采取 过激行为。这都严重危害着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

　　乱着思理，危者求安。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内容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大安全观、新安全观、 综合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维护的

　　中国命题和当代意义

　　安全重心的转移是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标志。以人的安全为基、以社会安全为本，突破了传统安全的国家安 全本位，其实是在更广的范围与更多的层面上去维护国家安全和超国家的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同时，从安全理念看，传统安 全是狭义的安全观，重点是防御危险与威胁，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是“危态对抗”，非传统安全则是一 种广义的安全观，重点是共同治理以获得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非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应是“优态共 存”，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的和合共建安全模式，这一转换内含着安全主体的扩大与转换，非国家行为体在非传统安全中 占有更多的角色，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有助于避免把国家安全仅仅等同于军事安全的片面性，注意到国家安全危机也可能来源 于多种多样的非军事威胁，它所指称的是一种综合安全、广义安全、可持续安全、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可以说，“非传统安 全”概念的使用，最本质地反映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战略。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性的非传统安 全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问题、大规模人口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能源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等都与中 国的高速发展相关。这些问题既与国家安全相关，也与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相关。

　　从体制环境看，中国面临的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社会转轨性的安全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加快了中 国的市场转轨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 会伦理需要调整、核心价值观需要重建”的关键时期，这就使得经济安全、社会心理安全、社会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比 较突出，这和体制问题以及社会转型背景高度相关。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系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 根本保证。因此，“稳定压倒一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从社会环境看，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合交织的特点。全球性的问题、地区性的问题 、国家层次问题、次国家层次问题和公民个体安全问题都对中国产生着影响。中国提出“

　　从人口环境看，中国人口众多，落实“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的任务比较艰巨，相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的难 度也很大。公共健康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就业失业问题、犯罪问题、教育问题、劳资矛盾、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 等等处理不当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和不和谐。

　　从自然环境看，中国地大边界长，各种自然灾害年年不断，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甚至会进一步 发展成为社会性危机，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必然要承担控制由自然灾害等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必须时时警惕处处 提防，健全灾害危机预防机制与灾害发生处理机制。

　　这一切都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切实问题，它呼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智慧、良知与责任。“和谐社会”已经为我们构 建了美好的政治和生活理想。或许，只有重视非传统安全的全面维护，把和谐社会的目标落实在确保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各 个方面，从长远战略的高度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统盘规划，在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上体现出政府的效能，才能真正提 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社会和谐的品质。因为经济学家亚玛蒂尔逊已经告诉我们，摆脱贫困不能以普遍的安全为代价，这是发展 中国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涉及到“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我们追求的是“发展”与“安全”平行发展的范式，以 “安全换发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发展不足取也！

　　当然，传统与非传统，主流与非主流，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界限也会随之模糊。但是可以确认的 是，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直接涉及到国家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全及人的全面发展，其造成的影响不亚 于传统安全。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倡导的是安全的价值，以及安全领域的多赢和双赢。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的执政 理念，正越来越从偏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强化有关社会稳定、弱势群体保护、加强公共卫生和公共安 全保障，这一切都将润物无声地增进每一个人切实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