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个性稀缺症

　　-本刊记者 杨 敏

　　千会一面，其背后则是千人一面，暴露出的是领导话语形象中“官话重、套话多”的共性。问卷调查中，在回答“您所见的官员讲话中，最让您感到不能忍受的是哪一种情况”时，冗长、口号多、老生常谈、念稿成为“官话四恶”，其中21.8%的人认为“冗长”最令人难以忍受。

　　“掌托”是一个极为新兴的职业，上海市南京西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因为给各种不同类型的会议输送“领掌者”，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哗然。其实，在以往的政府或者部门会议中“掌托”早已存在，领导者讲话文本用括号标注“鼓掌”的也不稀奇，此种场合的“领掌者”大多是会议主持人。

　　有需求就有供给，“掌托”专业化、职业化的新趋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掌声变得稀缺、金贵了。道理相当简单，领导台上发言，既然台下听众不愿自发制造“掌声”，只有让第三方去组织“生产”，所以“掌托”职业应运而生，就业形势也一片大好。

　　掌声的稀缺只是表象。当下，尽管有些官员说话时行腔运调、遣词造句越来越考究精致，官话中的气势也大有骈文之风，但是依然无法引发听众内心的共鸣，这到底是为什么？

　　2007年8月，《决策》在北京、山东、江苏、广东、安徽等十省市发放调查问卷，约请公务员为官员的话语形象“画像”，发布统计结果权当“立此存照”。

　　千人一面

　　本次“官员话语形象调查”主要面向省市县三级公务员，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分别占到10%、62%、16%。尽管东部、中西部地区公务员在有些选项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别，但是在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上，各地公务员的认知高度一致，高达80%的公务员认为“官话、套话”普遍存在。

　　何为官话、套话，就是官员话语的程式化、模式化，从话语内容上看，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放之四海皆无用”的话；从话语结构上看，是一种可以区分不同场合，但是可以简单移植的话。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研究所高鸿副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官话、套话的流行绝对是与时俱进的，在不同时代具有带着时代烙印的核心词汇和话语特征，但套话的功能却始终不变：在对上汇报工作时，套话尽管没有新意，但却是获得上级领导好感最好用的东西；在对下安排任务时，套话尽管不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可以保证讲话不出纰漏；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领导来说，官话、套话是最好的护身符。

　　2005年央视春晚小品《汇报咏叹调》，真正体现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要求。一位办公室主任喜欢溜会，一天，他没有去参加解决饲料生产质量会议，而去听男高音讲座。领导知道他有溜会恶习，会毕检查“功课”，让这位办公室主任汇报会议精神，办公室主任急中生智，概括为“提高认识、强化责任”等五条会议精神。领导致电另一位参会者核实真假，结果发现这五条概括丝毫不差。

　　千会一面，其背后则是千人一面，暴露出的是领导话语形象中“官话重、套话多”的共性。问卷调查中，在回答“您所见的官员讲话中，最让您感到不能忍受的是哪一种情况”时，冗长、口号多、老生常谈、念稿成为“官话四恶”，其中21.8%的人认为“冗长”最令人难以忍受。言词滔滔，官话凶猛，2007年5月18日，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相关领导一个接着一个念着开幕词，队列中一名小学生终于耐不住烈日炙烤，栽倒在广场水泥地上。对于这样的领导讲话场合，多数人都有切身体会。从受众的角度考察，45.8%的受访者认为“什么也听不进去”，还有35.4%的人表示“只能听到领导的声音”，认为可以听得进领导说话内容的只有10.4%。

　　俗话说，官话压死人，但是也有些人开始当面向说官话、说套话的官员开炮。2007年1月26日，重庆市就“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教委一名副主任在面对市民质疑时“兜圈子”讲官话，政协委员雷亨顺忍无可忍 “抢白”道：“不要扯远了，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这种火药味甚浓的现场甚是罕见。

　　为什么个性稀缺

　　难道官员只会讲官话、套话？其实也不尽然。本次调查中，有高达50%的受访对象认为，官员在公众场合和非公众场合的话语形象完全不同，认为基本相同的只有28%。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官员的话语能力与知识背景大有关系，以前技术型官员多，说话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有文科背景的人走向领导岗位，个性化语言不仅仅是时代发展对他们的要求，官员自身也有能力凸现话语个性。“我所接触的高层和中基层官员的话语能力普遍很强，比如那些进修的学员，他们讨论时侃侃而谈，妙语连珠，有时也很轻松幽默，能够抓住事物本质，但是因为体制原因和行政习惯，他们一到开会等正式场合还是选择念稿那套话语系统。”刘峰说。

　　体制与能力，这两大因素到底哪一个更能够影响官员表达和沟通呢？

　　《决策》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影响官员表达和沟通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受访公务员的排序是：能力因素—性格因素—体制因素—环境因素，能力因素以“43.6%”高比例位居第一要素。从这一结果来看，专家和普通受众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和而不同”，两者的共识在于官员说话分场合，但是分歧却在于前者认为体制因素对官员话语形象的影响更深刻，后者认为能力因素对官员话语形象影响更深刻。

　　“场合”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环境因素，“分场合”说话，也就是官员在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灵活切换。那么，环境因素到底是怎样影响官员的话语形象的呢？说套话、官话，还是真话、自己的话，如果官员分不清场合，系统切换不自如，“口灾”必然在所难免。1999年，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就因为说错话而丢了位子。刚刚年届四十的宗家邦是兰考历史上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也有非常锦绣的政治前途。一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谈“兰考日新月异”的变化，记者屡次让他把话题转到“新时代里如何继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上，他一时兴起脱口而出“一听到焦裕禄精神我就烦”，结果被撤了官职。这位让记者目瞪口呆的宗书记，想必平时在公开场合并不会少提焦裕禄精神，但一不小心没有切换好话语系统，不仅仅自己抱憾终身，也让同僚坚定了这样的理念：官话、套话永远不会出错。

　　如果从理性经济人假设角度来分析，官员的理性计算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体制不允许官员说错话，那么，更稳妥的办法就是选择官话套话。但是，反观对宗家邦事件的处理，如果我们允许官员说错话，并具备纠错的制度设计，那么，说错话就不至于那么令人胆寒，官员也不会因为规避话语风险，而选择毫无个性、千人一面的话语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市长王岐山那句“要允许官员说错话”真是振聋发聩。

　　个性官员的话语个性

　　什么样的话语才算有个性？什么样的讲话才算够精彩？在接受“官员话语形象调查”时，公务员对个性化语言要素概括为：共鸣、真实、言之有物、幽默、精短，这五要素比重分别为23.3%、18.8%、17.3%、14.3%、10%。说者与受众，是沟通的两个端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听众对官员话语形象特点的概括最为客观和准确。

　　尽管受制于体制、能力、环境等各种因素，仍然有些官员能够从千人一面的话语系统中走出来，以极富个性的语言打破政坛沉闷的话语格局。薄熙来的幽默、汪洋的亲和、王岐山的真诚、潘岳的硬朗，他们的话语风格既得到主流的认可，更得到坊间赞誉，同时也获得到了此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公务员们的推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培训中心主任胡伟平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这样评价个性化的官员话语形象，他说：“有个性的领导往往是很高智慧的体现，不仅仅只是个性而已。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怎么能够体现自己水平，就是通过话语个性。”

　　2006年底，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坦言，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民营企业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先发展后规范，保护创业激情。这一番肺腑之言，赢得了民营企业家的热烈掌声，同时也引发关于是否应该宽恕民营企业“原罪”的讨论。这种一石激起千重浪的话语效果，在高级别领导中并不多见，但是，汪洋讲真话的话语个性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

商务部长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期间就因其机智、幽默的话语个性引起了公众关注。有一次，薄熙来答应去“佳能杯”日语演讲赛上致词，却因故迟到。他巧妙地为自己解了围而又活跃了气氛。“大家下午好，很对不起，来晚了。其实我来早了也没用，因为反正我不懂日语。———看见会堂坐满了人，我有两个相反的想法，一是这么多人学日语，说明日语挺好学，我也应该学；另一个想法是这么多人学，那我还学什么，到处都是我的翻译。”短短几句话，从妙解“迟到”折绕开去，把市长和普通民众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

　　官员极富个性的话语不仅仅体现在表达能力上，还体现在“话胆”上。SARS期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王岐山，频频在环评风暴中爆出狠话的潘岳，都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胆”，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展示出坚定、硬朗、直率的话语个性。

　　言为心声。调查中72%的公务员同意“话如其人”的说法，也对官员话语形象的提升和改进抱有乐观态度。至于官员如何走出千人一面的传统话语体系，大胆地彰显语言个性，刘峰分析认为，个性是自然而然流露的，不是刻意人为的，官员的个性语言不仅要与自己的职务、职责相称，还要与地域文化个性相契合，只有这样，官员的个性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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