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班主任

　　【周末报报道】

　　人物档案

　　姓名：陶宗钰

　　性别：女

　　年龄：72

　　职业：教师(退休)

　　对80年代印象：年轻人遇到了好时光，自己已经退出舞台了，为年轻人有了学以致用可见天日的机会欢呼

　　简历：

　　1935年，出生于上海

　　1949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协进女中(教会学校)初中

　　1952年，毕业于上海市立市西中学高中

　　1955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1955—1959年，电力部基本建设总局专家工作室，俄文翻译

　　1959—1963年，新疆人民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会计

　　1963—1982年，北京三十八中学，俄语教师，后改教英语

　　1982—1990年，北京朝阳中学，英语教师

　　1990年，退休

　　从头收拾

　　那是1985年夏，我借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去上海探亲，没想到开学前赶回学校时，接到通知，要我担任高二新组成的文科班的班主任，而把我原先任教的高一⑶班分配给新进校的一位老师当班主任了。这也不足为怪，从学校为学生的发展考虑，文科班的班主任理应是文史方面的老师承担为佳，而当时的学生普遍不太把外语当回事，喜欢数理化的同学没有时间花在外语上，躲数理化报了文科班的同学背文史地还来不及，实在顾不上外语了，所以让外语教师当班主任是一良策，至少学生不能完全放弃外语。

　　当我向学校教导处要文科班的学生名单时，教导处却说定不下来，因为有的学生数理化不行，可其他科目也一般，又怕下功夫，犹豫不决是否躲到文科班。我只好自己去四个班一一落实，幸好⑶班的学生听说文科班的班主任是我，不少“投奔”我而来；一班来了四兄弟(因他们从小学就在一起，四人进出形影不离，其中有两人还是班干部)；二班来的最少，只有两人；四班来的最多。

　　总算把人确定了，没想到每次一下课，教室里只剩下原来⑶班的同学，而原⑴、⑵、⑷班的都飞也似地回到原班教室门口去找熟悉的同学去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成立一个有四个班成员组成的班委会，使文科班的同学熟悉并团结起来。可是强有力的干部都留在了理科班，挑来挑去还缺个当班长的。

　　听四兄弟之一的团支书说，他的好兄弟许建新同学原先当过班长，后来被班主任撤了。当班长是要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本人表现也应不错，为什么会被撤呢？经了解，因为有一次主题班会，建新同学不按班主任的安排去进行，而是自作主张，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活动，班主任一怒之下把他这个班长撤了。我一听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却反映出这位同学很有主见，也有能力。我立刻在放学后把他约到教学楼后面的二层小楼的电话间去，因为那里很少有人去，只有老师可以去打电话。我告诉他想聘请他当班长，希望他别推辞，不管过去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当班长了，只要现在不负众人所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文科班的同学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为高考全力以赴，迎头赶上去。他点头同意了。

　　我决定文科班第一次班会由他来主持，我只是参加，一切由他安排。没想到这第一次班会不寻常，既没有班主任训话约法三章，也没有同学代表发言表决心之类，只见建新同学走到讲台前宣布，请每位同学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依次轮流。于是我就走到后排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轮到我时也报了自己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

　　从那以后，只要是有英语课的那天正逢有同学生日，我们就会在课堂上用英语同唱《生日歌》祝贺该同学，既活跃了课堂上的学习气氛，又增进了彼此间的友情。

　　渐渐地，文科班的人越来越多，有上一届留下来的，有外校转来插班的，有智力较弱和口齿不清的，都分到了我们班。开班干部会时，有同学向我提出意见，不能来一个就收一个，本来文科班的基础就差，有一部分同学六门科目加起来才考二百来分，怎么能适应高考的要求呢？我不是师范科班出身，是工作多年后改行申请当老师的，不过我有多年当学生的体会和吃过的苦头，因此我对全班提出的要求是：不去和别人比，只求不断超越自己；定的目标别太高，只求这次比上次多考0.5分。至于分到我们班的同学，不论男女，如果是你的亲生兄弟或姐妹，你愿意我这个班主任是将他们拒之门外，还是欢迎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呢？如果我们班本身过硬，那进来的不合格也能合格地出去；如果我们班本身不行，那进来的同学再好也恐怕会受到影响。

　　统一了想法，文科班逐渐有起色了。

　　晴天霹雳

　　就在这时，我发现有好几次一到下午就不见建新同学的人影，事先没有请假，事后也不打招呼。9月开学，10月刚走上正轨，若不抓紧，转眼就到高三，时间不等人，要赶也费劲了。我找了建新，问他为什么好几次下午不来校上课，他说胃疼，我要求他去医院看一下，如果能开病假条，就在家调养，这样对其他同学也好做工作，文科班能打开局面，稳步向上，这和他作为班长的以身作则带动大家是分不开的。他答应了。

　　过了一天，他来找我，说医院要他转院去另一所大医院确诊。我同意他请假好好去诊断一下，但也没把这当回事。

　　几天后，他的父亲来见我，告诉我建新不能再来上学了，因为几家大医院复诊后都确定他的腹部大网膜上长了瘤，前后都是，像密植的葡萄，且是恶性，替他联系了好几家医院，都拒绝收治，只好托人进了卢沟桥那边的一个干休所的病房去维持生命，恐怕过不了年关。

　　这真是晴天霹雳，叫我怎么去对全班同学说呢？我马上把建新的三个好兄弟找来说明实情，但要求统一口径，对任何人(包括老师)都只说建新因病住院，暂时不能来上课，班长的职务由原⑷班的一男同学代理。

　　建新的三个好兄弟加上班长和我，我们五人说好，每星期日上午去两人探望建新。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来去的路上要花去很长时间，所以两人一轮流。

　　记得那次我和团支书两人一起去时遇到医生，医生悄悄地对我说：“你这个学生真了不起，再疼他也不大声喊叫，也不要求我们给他止疼，只是当他知道老师要来时，他才主动要求我们给他打一针吗啡，说是老师要来看他了。”进了病房，只见建新无声地躺在床上，尽力地表现得无忧无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团支书告诉我，他刚才见建新微微张嘴，可能是想说些什么。凑近细听，才知道他想吃冰棍。这时已进入11月了，大冷天的，又是在不着村、不见店的卢沟桥一个偏僻的干休所，怎么能买到冰棍呢？团支书说他出去试试看。过了很久，见他回来时满头大汗，手捧一纸盒冰棍，马上拿出一根给建新，剩下的全放在窗外冻着，说给他慢慢吃。当我问他在哪儿买到的，他说他跑步二十多分钟才在老远的一小铺里见到的。真不愧是好兄弟，如果不细心，根本就不会觉察到建新的嘴动，这种胜似手足的兄弟般的情谊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12月，建新的父亲有一天突然来访，说是有事相求。一问，才知是建新想参加辞旧迎新的元旦联欢会。按医生的推断，他是过不了年关的，他一直想主持班里的新年联欢会的，但看来是不成了，可他拼命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新年。我一口答应，并召开班委会积极准备，欢迎建新同学和大家共庆佳节。

　　1985年的最后一天，他父亲把他送到了教室门口。他精神饱满地进来了，含笑向全班同学拱手表示道贺，并指着黑板上画的一只老虎(新年1986岁次丙寅，虎年)，激励同学们要像猛虎下山一样向高考冲刺。班上除了我和常去探望他的另四位同学，谁也料想不到他是在对大家作永别的赠言。

　　超越自己

　　两星期后的一个星期日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有敲门声，开门一看，是身材高大的四员大将。我忙问有什么事，他们要求先洗洗手再对我说。原来他们刚从卢沟桥的干休所赶回来，是他们四人一起把建新送进了太平间。说也巧，他们本来应只去两人的，后来决定别轮流了，也别去惊动老师了，这次四人一起去吧。谁知到了干休所，发现建新情况已不妙，所以就一直等到把他送走。

　　星期一到校，早自习的时候，我把建新的前后情况一一向全班同学叙述，并决定星期二下午的例行班会，我们班偷偷地举行追念建新的大会。女同学们自动赶制了每人佩戴的一朵白色小花。没有哀乐，而是由三兄弟选择播放了建新生前喜爱的乐曲，有西方交响乐，有流行音乐。同学们共同的誓言是要完成建新的遗愿，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为了满足同学们想和建新告别的要求，我出面联系，星期日上午，全班同学去卢沟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太平间。见抽屉似的盒子里安睡着建新，全体同学肃穆无声。我们向他深深鞠躬，愿他放心地走好，他的愿望将由我们去一一实现。回来的路上，更是虽同行，却无语，鸦雀无声，但若有所思。同学们似乎一夜之间都长大了，更懂事了，更有目标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督促着他们，在鞭策着他们不断超越自己，不断进取，不懈不怠。

　　文科班的学生进进出出，最多时高达62人，我说再进学生只能把座位放在讲台上了。一屋子人，挤得满满的，行走只能侧身。可喜的是，1986年高考，这个班除了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没能如愿，全都进入了本地和外地的各大专院校，其中好几个以六百多分考取南京政治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十多名同学考取了各大院校的外语系。

　　同学们一个个分手了，去各地各校报到去了，我永远忘怀不了的是他们的班长，匆匆上任、匆匆离别的建新。感谢同学们完成了他的遗愿，感谢大家用行动缅怀和告慰建新同学的在天之灵。

　　编后：陶宗钰老师寄来此稿，写了80年代的“一件小事”。今天，这样的事也许不算什么，确实是“一件小事”，但是在1985年的北京的中学里，这样的事还是属于“异类”的。

　　陶老师所在的北京朝阳中学(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是一所老校、名校，管理比较严格。陶老师说，那时候，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那么开放，学校里会特别多，要求学生每周写政治学习心得。可是高考在即啊！陶老师想了个办法，全班6个小组，每周每组由一人写一篇政治学习心得，大家轮流。有关领导问：“怎么这么少？”陶老师说：“我看了，其他的写得不太好，我选了6篇。”

　　这样的背景下，建新同学追思会只能偷偷举行，由建新的三兄弟一手安排，班主任陶老师成了“门卫”，主要负责“望风”。在教室里公开播放西方交响乐、流行音乐，当时也是“不适宜”的。

　　外语课遇到同学的生日，大家齐唱《生日歌》祝福。陶老师50岁生日那天，她走进教室，突然发现讲台上摆着两个大大的

蛋糕，一个是文科班同学送的，一个是她兼教外语的理科班同学送的，是在北京新侨饭店订做的。那时候没有

出租车啊，陶老师惊喜交集，不知道孩子们怎么那么有心，怎么大老远地买回来、怎么瞒过门卫带进教室的。陶老师就此写了篇随笔，没敢投到北京的报刊，而是寄到了上海电台，结果被配乐朗诵，又在当年上海广播节目评比中得了一等奖。

　　对陶老师的做法，有领导批评为“用小资产阶级情调拉拢学生”。陶老师说，那一届文科班高考成绩特别好，真是建新同学在天之灵保佑的。有人说，其实是陶老师“用小资产阶级情调拉拢学生”的结果。在告别陶老师去大学报到前，有同学说：“陶老师，你要听我们的话，再也不许做班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