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世界农业科学院CEO：让地球人都吃饱肚子

　　首位来自中国的“世界农业科学院”CEO ——王韧接受本刊专访

　　让地球人都吃饱肚子

　　 本刊记者 肖 莹 实习记者 郑丽娜

　　7月23日，中国科学家王韧正式走马上任，成为新一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简称CG)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也是中国人首次问鼎CG最高职位。就在此前5天，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称，今年有28个国家缺粮，除中国和印度外，预计其他低收入缺粮国家的谷物产量将比去年有所下降。在此形势下接手工作，王韧肩上的担子显然不轻。

　　从120位专家中脱颖而出

　　与王韧第一次见面，是在今年4月的最后一天。那时就想采访他，怎奈他几乎一直都在国外奔忙。好几次联系，都无功而返。

　　就在记者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王韧将去韩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途经北京，要逗留3天。虽然行程早已安排得满满的，他还是同意接受《环球人物》的独家专访，地点就定在国际水稻所设在中国农科院的办事处内。这是他当年主持建立、也是他每次回国都必定来看看的地方。

　　时间紧迫，我们甚至顾不上寒暄，一坐定就直奔主题。

　　记者：您认为自己为何能从世界各地120多位专家中脱颖而出？

　　王韧：国家的支持很重要。获悉CG要公开招聘秘书长的第一时间，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以及农业部、

财政部的主要领导和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分别以个人名义向CG总部发去了推荐我的信件。

　　记者：他们为什么一致推荐您？

　　王韧：竞选CG秘书长，国际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前，我曾担任英国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秘鲁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病虫害综合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国际水稻所也工作了6年，对于CG整个组织及其工作流程、规则都比较熟悉，工作经验也相对丰富。

　　记者：在参加竞选的过程中，您认为自己在哪方面表现突出？

　　王韧：华盛顿时间4月13日，世界银行副行长凯西·撒瑞拉女士宣布了对我的最终任命决定。但真正的竞选过程，从去年就开始了。

　　2006年11月，得知CG公开招聘秘书长的消息后，我便开始着手准备简历。3个月后，我接到了CG打来的电话，并参加了电话面试。几个回合的考核下来，2007年3月5日，胜出的6名竞聘者进行了竞选演讲。

　　演讲中，我用幻灯片展示了我理想中CG的组织机构：一个

航天飞机系统。我说，科学委员会和总主任好比是宇航员；各成员国则是燃料箱助推器；CG下属的15个研究中心是航天飞机，是完成任务的主体；而秘书处及其他指导委员会就是地面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只有主体突出、分工明确，才能高效运转，缺了谁都不行。大家一致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甚至在演讲结束一两周后，还有人对我说他们喜欢这个说法，有远见、激励人心，让人想起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我们要把人送到月球上去。”

　　记者：您的新身份就是主管这个系统的“地面控制系统”？

　　王韧：是的。过去，CG组织总部的秘书处只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没什么决策权。2000年，秘书处的责任和管理范围被重新界定，变成了现在这样：负责整个组织的协调工作，为决策提供支持，为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提供服务。我是秘书处职能改革完成后的第二任秘书长。我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益机构，CG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在竞选报告中给出了关于CG的许多设想，比如发展经济、解除贫困等。

　　记者：您的当选，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在世界农业领域的话语权会增强？

　　王韧：我希望是这样，这也是人心所向。现在的很多国际农业政策，都存在一个导向问题。以生物技术应用为例，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新技术亟待推广、利用。可这种观念在国际上并未占到主导地位，反而更多地受到了欧洲观点的影响——转基因生物很危险，会破坏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因为温饱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已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些国家才会有类似的观点。在国际农业政策的很多方面，中国与多数贫困亚非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考虑，中国应该增加发言权。

　　借“昆虫”打出名声

　　提起现年52岁的王韧，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很国际化——1978年从山西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赴美

留学，获得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填补了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的研究空白，取得一系列成果；1992年当选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在参选CG组织秘书长之前，王韧曾在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任上干了5年。农科院许多和王韧共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作风和能力都十分赞许。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谈起王韧的“发家史”，大家提得最多的，就是1992年的那次国际昆虫学大会。

　　1988年，国际昆虫学大会宣布中国为下届大会的主办国。中国昆虫学会立刻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但1989年，美国昆虫协会的很多会员联名发难，要求抵制在中国召开国际昆虫学大会。重压之下，中国昆虫学会派国际昆虫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张芝利、中国昆虫学会副秘书长张中年和王韧等三人，于1989年底出席美国昆虫协会年会，在会场内外与上百名美国同行谈话，耐心地做工作。王韧还代表中国组委会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一干美国专家最终硬是被他们说服了，一致同意支持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回国前，他们甚至还从澳大利亚争取到了1万多美元的赞助。

　　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亲自指挥大会的后勤和安保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那天，115辆大巴满载着3000多名与会代表，浩浩荡荡地从亚运村开往天安门广场，先遣车辆快到人民大会堂时，最后一辆车才刚刚出发。“壮观！解气啊！”回想那一刻，王韧到现在仍很激动，黝黑的脸上透着红光。

　　举贤不避自己

　　昆虫学大会的成功举办，使王韧很快在国际同行中打响了名声。他在农科院的位置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一时间，若干个课题和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王韧说，尽管担子重，说明自己还有用；但地位的提升反而让他“迷茫”起来——“回国7年，我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增强了，但感觉在学术上找不到提升的突破口。我急需一个机会，让自己回回炉！”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起点。直到1992年秋，一封从英国发来的电子邮件，给了王韧“回炉”的机会。

　　信是位于伦敦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所长瓦格博士写的。他告诉王韧，自己正在物色一名副所长，希望王韧帮忙在中国推荐一位候选人。“推荐谁呢？做这个工作，科研能力肯定要过关，语言还不能拖后腿，相关的国际经验更是必要。”王韧思前想后，最后发现自己倒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在回复的邮件中敲了几个字：“你看我行吗？”

　　两个月后，“毛遂自荐”有了结果：经过一连串严格的考察与面试，王韧被录用了。

　　虽然如愿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王韧的心头却无法轻松——“导师那边，还不知怎么开口呢。我的导师是邱士邦，著名的中科院院士。以我对邱老的了解，他肯定不同意我走。”

　　眼瞅着上任期限就要到了，王韧只好硬着头皮，敲开了邱士邦家的大门。“我哼哼唧唧刚把话说完，邱先生的脸色就变了，屋里的气氛就这样凝结了几分钟。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说有点累了，让我先回去。可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邱先生都没有上班。”王韧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记者分明看到眼泪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后来，还是邱士邦主动来找王韧：“那天你还没说完，我就觉得脑子‘嗡’的一下，后来医生说是左眼的毛细血管爆裂。哎，王韧啊，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做呢！”

　　望着恩师的疲态和伤心，王韧强打起笑脸向导师保证：“我只希望能再锻炼锻炼自己，但肯定还会回来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回来”的诺言那么快便要兑现。

　　12年的轮回

　　到英国一年多，王韧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新的环境。用心工作之余，买房，买车，将妻儿接过去同住⋯⋯他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此时，远隔重洋的中国，农业部换了一位部长——刘江。上任之初，新部长到农科院蹲点，熟悉环境。时间一长，“王韧”这个名字被刘江听进了耳朵：“这么难得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可惜了！”于是，刘江托人给远在英国的王韧捎话，希望他回国。

　　一边是刚刚安顿好的新家，一边是新任部长的盛情邀请，王韧一时有些左右为难。为了试探部长的诚意，他拨通了农业部人事司司长白志健的电话：“我想与部长面谈，希望部里能解决回来的路费。”电话那头，白志健爽快地答应了。

　　1994年11月，就在王韧39岁生日前夕，他坐到了刘江部长的面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农业科研的主力，农科院需要你这样充分了解国际农业发展及合作规则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出任主管农科院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院长。”两个小时的促膝长谈、部长的情真意切，让王韧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他当即拍了拍胸脯：“我回去就提出辞职，找一个接替我的人，然后立即回来！”

　　没过多久，王韧带着妻儿，回到了农科院的大院里。

　　那个时候，王韧也许不会想到，12年后，他又要到国外去任职——一个背负中国和很多亚非国家重托的崭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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