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失落的民谣

　　-金小炬

　　天籁，地籁，人籁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三种声音，来得自然，传得久远。

　　民谣是人籁声中最具隐蔽性、最具传播性，又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声音。自古以来，它就以通俗、风趣、幽默、易记、上口的形式像空气般始终飘荡在历朝历代的人群中。你喜欢听，他存在；你不喜欢听，他也存在。就像大江东去，落日西沉，是从不以人的意志力转移的一种文化现象。

　　失落的民谣

　　民间歌谣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从《诗经》、汉代乐府民歌、到唐、宋、明、清的民歌民谣一脉相承，民谣这种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充满着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歌情调。

　　民谣源于市井，虽各个时代特征不同，但都是底层百姓意志的曲折反映。朗朗上口，传唱一时的民间歌谣是向来是人民的心声心曲，而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民谣是一种社会舆论，政治导向，是民间历史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在貌似“以谣传谣”中，它以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形式，传达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用近似

　　民谣在其文化价值的背后，承载的就是政治时代的斑驳影像。东周列国的烽火祸起于一首“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的童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与秦暴政覆亡的命运不谋而合；“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藏字的方式，抨击和审判了暴政弄权的董卓；北宋末年，政治没落，于是民间传唱“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则直接吹响了明末农民反抗残酷剥削的号角。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传播媒介传递开来。民谣以其简洁精炼、合辙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等特点，非常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欲求。在社会舆论相对不发达的时代，民谣是人们评论社会时事不可代替的重要传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特点，像水银泄地般地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民谣，就是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的代名词。

　　那么现代民谣没落了吗？准确地说，应该是依靠“口口传承”的民间歌谣已经逐渐式微。

　　民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但民谣具有非理性因素，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综观当下的民谣，可以发现，民谣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在那些貌似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隐含着民众的困惑、迷惘乃至焦虑与激愤。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说过：“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比如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民谣就是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一种人们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经验的草根艺术形式。

　　如同高亢的信天游无法在大都市的街头传唱，口头传唱的民谣，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传播媒介前显得是那么的弱势和非主流。

　　与主流文化相比，传统民谣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别。民谣缺少雕琢、没有粉饰、真诚、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直面现实人生，其张扬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民谣的“口耳相传”需要传播者有较高的讲述技能，其本身的瞬间性、记忆性、传承性等特点，与主流文化在现代传播媒介下的可复制性、永久性等特点相比，劣势极其明显，也决定了它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时代的式微命运。

　　民谣之新生

　　如果打破“口耳相传”的桎梏，换成一个角度来看，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了民谣的最好传播媒介。

　　“喝起酒来三瓶五瓶不醉，打起

　　“工资基本不动，津贴基本够用，烟酒基本靠送。”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搞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是教师，鱿鱼海参不认识；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吹牛皮像驴叫一样；巴结领导像哈巴狗一样；训斥下级像老虎一样；公款吃喝像恶狼一样；见便宜跑得像兔子一样；干工作精得像猴子一样；遇见困难滑得像泥鳅一样。”

　　这些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的“当代民谣”，无需传唱，却能耳熟能详，是因为有互联网、短信的存在。现代民谣无疑还是一种口头文化，却因为时代的变化有了些许时尚和主流的味道。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能提供多种网络传播方式的信息传播活动。让传播者在网络上创作或发布民谣，接受者在网络上接收民谣，使民谣的传播呈现出“传者—网络—受者”模式，是典型的中介传播模式。而当网民在网络上可以同时完成民谣的创作、发布和接受活动，即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传/受者。由此，民谣的网络传播模式可以表述为：传/受者—网络—受/传者。

　　科技的进步在摧毁民谣传播的传统途径的同时为它开辟了一块更为广阔的天地。网络世界的瞬时网状性不仅扩展了传统的民谣人际传播的视听空间，而且是人类以往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符号和传播科技的叠加和整合，为民谣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网络的介入，使民谣的“口传”特征在网络世界里异化为“手传”性，只要敲打键盘和移动鼠标，就可以搜集、“创作”和发送大量的民谣。

　　同时，东方文化对文字的偏好是促成了中国短信文化的蓬勃发展。是能否把短信称为“第五媒体”，在学术上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短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以及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是现代民谣传播的最佳途径。它不需像电脑那样要在固定的地点上网，非常方便快捷，其传播的速度和以前讲故事的口耳相传是不可比拟的。由于短信特殊的盈利性，又造成一个特殊的群体—短信写手，一批现代城市民谣的制作者。可以说民谣推动了短信产业，而短信产业又滋养了民谣农夫。

　　当然，短信发展对于民谣还是有一些负面因素的，在利益的驱使下，作品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对既往存在的现成文本加以改动，或者根据道听途说略加修饰，其雷同不可避免，常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勉强为之的感觉。这种倾向往往是急功近利的创作造成的。而这种创作状态如果得不到鲜活的生活资源的补充，时间长了会败坏人的胃口。

　　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总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信息接收方式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取决于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由媒介的传播形式带来的。文字、电子等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普及，带来民谣传播方式的变化，即使口耳相传的民谣得以借助书面形式和影像进行记录、保存和传播。互联网自身的数字化传播、多媒体方式、交互性、虚拟性和传播方式的高度复合性特征，不仅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为民谣传播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