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中：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才是有希望的

　　主编：邹建中

　　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这是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来的今后一个时期总的要求和奋斗目标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新提法。

　　创业和创新，涉及富民强省，这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创业，必须是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才是有希望的；反过来，创新，必须是在强烈的创业欲望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强烈的事业心的基础上才是有希望的。所以，创业欲望和创新精神、创新实践，乃至最后形成的创新成果之间，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一种能够带动别的机器的动力机。支撑瓦特不畏挫折、坚持不懈地搞“创新”的，是他那份执着的“创业”激情。因为，人类文明在步入18世纪的时候，集聚着的各种能量正在寻找实现“井喷”的契机。当满脑子都是“科学”的牛顿，将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钥匙交给瓦特的时候，瓦特掂出了它的分量—一种点燃工业革命火炬的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试栽成功高产杂交水稻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的创新的成功，同样首先来自于不可遏制的创业的冲动。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农业生产。他从中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毅然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扑入了水稻有性杂交试验的汪洋大海。2007年4月29日，在介绍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新院士的理由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说得很简单：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举瓦特和袁隆平的例子，无非想说明：成功的创业和创新总是结伴而行的。个人的创业、创新是如此，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创业、创新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创业、创新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创业，是指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创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振兴民族的伟大事业。而且，这种创业，是前无古人的，因此，也是伟大的创新。

　　但是，要创业，毕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美好的追求，若是离开了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那么创业只是停留在“浪漫主义”阶段，而不会出现“应该是这样的”“浪漫”结果。

　　那么，中国现在需要哪些创新呢？

　　从经济方面看，至少我们需要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创新，需要在高新科研和高新成果方面的创新；从政治方面看，至少我们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创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方面的创新；从文化方面看，至少我们需要在价值观重构方面的创新，需要在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从社会方面看，至少我们需要在利益分配、社会保障、人口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创新，需要在公共服务、公共监督方面的创新。总之，我们需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大胆创新、全面创新，从而绘制出和谐社会主义的绚丽画卷。正因为是创新，所创造的“新生事物”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好在“新生事物”总是充满活力的，积极向上的。“新生事物”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说：宁可要粗陋的创新，也不要精致的守旧。

　　回过头来看我们浙江，为什么会走在全国前列(例如GDP全国排名第四位)？主要是因为浙江人具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而浙江精神，其实质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而要做到“与时俱进”，靠的就是解放思想的创新、创新、再创新。“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是鲁迅在《故乡》中的名句。鲁迅是浙江人。正是浙江这块文化热土，孕育了像鲁迅这样“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斗士。也正是浙江这块文化热土，造就了像鲁迅这样“硬骨头”的大胆创新的浙江儿女。

　　浙江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口号，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又一次的登高振臂一呼！就冲着浙江人的这股子劲，浙江在新一届省委的领导下，一定不会辜负中央重托，实现“继续走在前列”的奋斗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优美，生活更加富裕。

　　浙江的下一个五年，是一个创业创新的五年，也是一个富民强省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