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路上

　　央视《大家看法》播出节目“讨薪路上”，以下是节目内容：

　　101°热度故事：讨薪路上

　　“8月1号，筛沙一天，加班5小时。8月15号，大修机械一天，凌晨2点加班到7点。”

　　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农民工的工时记录本。而这本记录的主人已经将它整整保存了7年。

　　王功宁：“我们那时候干活确实是不分黑夜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正热，白天刚弄完，水泥就暴起来了，所以只能是下午4点上班，干一晚上。”

　　他叫王功宁，就是这本记录的主人。他的老家在陕西省华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1999年，他和老乡一起来到山西侯马打工，这上面记录的就是他为中铁二十五局第一工程公司从事霍侯一级公路曲沃段建筑工程的工时记录。

　　王功宁：“那时候我们一天只能挣15块钱，还不管饭，刨除5块钱伙食，只能挣10块钱。”

　　记者：“你觉得累吗？”

　　王功宁：“农村人嘛。出去了就给人好好干。”

　　王功宁说，他有三个小孩，那时候都在读书，而妻子身体又不好，所以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全靠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赚钱。虽然在外面打工的生活又苦又累，但一想到妻儿老小等着他回家过年的情形，他就什么苦也不怕了。

　　看着记录本一页一页的被写满，王功宁的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记录的工时越多，也就意味着，他拿到的工资就会越多。

　　王功宁：“你挣钱回去多光荣啊，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小孩一见到你，就喊 爸爸，钱。买这个买那个。”

　　随着竣工日期的临近，王功宁的工时也整整记满了一个本子。可是，当他满怀希望准备去领工钱回家过年的时候，却得到了公司意外的答复。

　　王功宁：“哪个点钱来了，哪个点钱发。你没钱你们想办法去。上了车就走了。”

　　王功宁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公司却以工程款未落实为由，拒绝支付他的工资。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笔工程款的落实让他一等就是七年。

　　民工1：“欠我务工费800多块钱。”

　　民工2：“不到200块钱。”

　　民工3：“欠了我五六百块钱。”

　　他们是王功宁的工友和老乡，和王功宁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记录工时的记录本。其中工资最多的有两三千，最少的还不到200块钱。可是就是这么少的工资，他们也没能从公司要回来。

　　民工1：“一问，没人，一见人，不给。”

　　民工2：“你找别人去吧，找领导或者找其他的人。”

　　民工3：“有时候就是避而不见，来回踢皮球。”

　　每个工人在讨要工资时得到的答复几乎如出一辙。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总是抱着一线希望，不断地找到公司，希望他们的工钱能够早一天得到落实。

　　王功宁：“每年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是高高兴兴地去，老天爷保佑，能不能少给点，只要不空跑。结果呢？”

　　一次次的希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每次讨薪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王功宁说，公司共欠了他2000多块钱的工资。他原本打算用这笔钱来交三个孩子来年的学费。可是这样一来，不但孩子读书的钱没了，现在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王功宁：“孩子要一毛钱，没有，老伴打得孩子哭。”

　　民工3：“要拾掇我这破房子。现在这房子你看嘛。这都能看见。外边大下雨，里边小下雨，外边不下雨，里边还下雨。”

　　记者：“漏的是吧？”

　　民工3：“是。”

　　工资的拖欠让农民工的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而讨要工资的过程更是让他们负债累累。可是，由于他们当初没有跟雇佣公司签定劳动合同，无法证明雇佣关系。所以无论他们找到哪里，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复。

　　王功宁：“当时我们就想这事难办了，完了，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这个事情没人管了。”

　　残酷的现实逼迫着这群善良又无奈的农民。看着自己用血汗修筑起来的

高速公路，他们百感交集。在四处讨要工资无果的情况下，2006年12月12日下午，王功宁等15名农民工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到西安市未央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郭保平：“他就是来的时候从他的眼光里面可以看出来既有急迫，又有无奈。”

　　郭保平是未央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法律援助学子。当天下午，他接待了这15名农民工。在仔细查阅了他们提供的证据材料后，郭保平不禁大吃一惊。

　　郭保平：“他们这个材料里面对方开出的结算单，他们最后一次结算的日期是2004年12月12日。这就意味着诉讼时效马上就要满了。”

　　郭保平说，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两年”， 也就是说，如果超过了两年的期限，即使立了案，也没有胜诉的可能。而此时距离两年的期限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后，郭保平和他的同事刘晏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为这群农民工代书了一份民事起诉状，并代为申请免交诉讼费用，经过立案部门审查后，终于正式立案。

　　在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后，两位学子遇到了跟以往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一样的问题。

　　刘晏：“他们提供不了一个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和被告一方的劳务关系是存在的。对方结算给他们多少钱也不是我们能够提供的证据。”

　　由于这些农民工当初都没有与雇佣公司签定劳动合同，无法证明他们与雇佣公司的劳务关系，这就给诉讼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而在第一次开庭时，对方果然矢口否认与这15名农民工有过劳务关系。

　　王功宁：“他们写的名字是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民工1：“不欠你钱，没有关系的。”

　　雇佣公司对劳务关系的否认让农民工们愤怒不已。可是两名学子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一边安抚这些农民工，一边让他们努力回忆能够证明与雇佣公司存在关系的证明。在一番找寻之后，他们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

　　刘晏：“农民工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有时候要跟他们借一些钱，通过一些书面的证明来间接地佐证(雇佣)关系的存在。”

　　原来，在农民工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向公司借贷工钱的借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双方雇佣关系的存在。这样的发现让大家异常兴奋，在两名学子向法官出具这一证据后，顺利地得到了法官的采纳。同时，他们又向法官请求对方出具1999年工程施工时的工资表。

　　刘晏：“因为工资表不仅能够证明雇佣关系的存在，还能确定工资的数目。”

　　由于原告一方已经出具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所以，此时取证的责任就落到了被告的身上。中铁二十五局也只好向法院出具当年的工资表。

　　郭保平：“在工资表上有上百个民工的名字，结果我们就在上面找到了这15名民工的名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中铁二十五局第一工程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时终于承认了与这15名民工的雇佣关系，同时也承认了他们所拖欠的工资。

　　王功宁：“感到很欣慰，觉得是自己的钱就应该拿到。”

　　在官司开始有了一些转机之后，农民工们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援助中心的两位律师身上，他们开始发觉，7年的漫长讨薪路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2007年1月22日，法院并未正式开庭审理此案，雇佣方代表主动要求返还拖欠给15名民工的全部工资，共计1.7352万元。

　　记者：“你领了多少？”

　　民工：“我领了641。”

　　记者：“都领出来了？”

　　民工：“都领出来了。”

　　记者：“你领出来多少？”

　　民工：“1390。”

　　361°全民互动：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秘书长杜英民互动

　　主持人张绍刚：欢迎大家关注社会与法频道倾心打造的新春媒体行动《春暖人心》。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像王功宁一样的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往往在外边辛苦打工，但是到了年关到了该收钱的时候，他们却拿不到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那点打工的钱。

　　主持人张绍刚：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秘书长杜英民。杜秘书长，今天有一位想要和你连线，就是刚才我们故事当中的这15个民工的代表。现在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王功宁的电话。

　　主持人张绍刚：喂，老王，你好。我是《大家看法》的主持人张绍刚。在我们演播室做客的还有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秘书长杜英民。老王，首先对你表示祝贺，也对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王功宁：当时我感觉说，我现在有希望了，有两个好律师帮忙，我心里就轻松了。我想这个事情可能能赢了吧。

　　主持人张绍刚：我觉得杜秘书长，听到一个特别普通的农民能够说的这个话，可能是对您这儿的工作的最大的肯定。

　　杜英民：对，这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的安慰，也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老王，最后拿到多少钱？

　　王功宁：当时我就是，我是2077元。

　　杜英民：你拿到了2077元？

　　王功宁：我拿到了我们原来的工资。用我们当地的话，老天也该不丢我们的钱。不该丢失已经找回来了，通过官司和法律援助中心找回来了。我觉得这个钱对我来说，在我一生中太重要了，应该感谢法律中心帮了挺大的忙。

　　主持人张绍刚：其实老王，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这2000元和其它2000元相比，分量不一样？

　　王功宁：确实不一样。

　　杜英民：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经常沟通情况，建立友谊。也代问各位农民工兄弟新年好。

　　王功宁：谢谢杜秘书长。

　　主持人张绍刚：谢谢老王，再见。看到老王他们拿到工钱，我想对于您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工作肯定。

　　杜英民：是这样的。农民工确实很不容易的。他们是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主力军，而在社会待遇上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对他们能够公平地站在法律面前，拿到自己应该得到那块报酬，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每个法律援助工作者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关心。

　　主持人张绍刚：杜秘书长，像刚才我们讲到的王功宁这种案例，一年我们能够援助多少大概？

　　杜英民：总的来讲，这几年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在不断增加。因为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2006年全年全国的法律援助案件是31.8万多件，共涉及到54万多人，其中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涉及到12万多人，占整个案件的23.3%。

　　主持人张绍刚：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就是学子。他们和以前我们讲到的志愿者是一回事吗？

　　杜英民：学子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援助群体。这是从2004年开始，这个学子是法律援助基金会从各法学院校挑选的优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分赴到西部地区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三年以来，我们共有270名这样的学子在西部地区进行法律援助工作。

　　主持人张绍刚：那这个项目启动到今天，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学子们大概受理了多少的案件？

　　杜英民：比如说2004年的70名学子，他们两年来共办理法律援助受理案件是2500件，代些法律文书是25296份，举办法律讲座203场，同时为20多万群众提供了法律服务和法律咨询。

　　主持人张绍刚：那在接下来，未来，这个学子计划还会继续还是扩大？

　　杜英民：这个事情还要继续进行。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援助工作还算是刚刚起步，作为学子这个项目，虽说只是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是为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三年来实践是有效的。现在已经和法律援助中心研究，并报司法部和团中央批准。2007年法律援助的学子工作将从每年的100名扩大到3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