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开明与宽容

　　当年5月底，广东省人大修订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首次肯定了候选人进行自我宣传的合法性。“广东现象”显示出确立合理的权力架构的一种努力。

　　政府的开明与宽容

　　代表不仅在例会期间能监督政府，闭会期间行使权力时，政府部门也极为重视。

　　和5年前不同，林才贤等代表发现，政府部门开始很认真地接待代表的来访，也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态度。许多问题甚至会有分管的市长到场，有的会当场表态，提出解决方案。

　　“其次就是实施领导人述职制度以来，政府部门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主人’是人民，他们要向人民、向人大负责，而以前他们在意识上觉得自己是在向上级负责。”林才贤说。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对于官员来讲质询并不可怕：“其实质询制度是很好的，并不奇怪，只是一开始都不习惯而已。如果我们平时能够按照规定和法规办事，也经常地与群众沟通和主动公布政事，质询就少。质询就是不明白、不清楚嘛。”

　　让林才贤感到的另一个变化是政府对代表的议案和建议更重视了。与以前不同，现在答复已形成制度了。答复结果不仅要寄给领衔的代表，也要寄给附议的代表。人大常委会还敦促有关部门要直接和代表沟通，解决问题。

　　“开十届人代会时，我提出要加强食品药品监督，前段时间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到湛江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对政府部门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很满意。”林说。

　　领“厅局级”干部开博客风气之先的廖新波在任职之前，当过3个月的信访专员。在联系群众、听取民意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政策和规定，比西方国家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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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官员加入博客队伍，但我深信，有不少的高官是隐秘地活跃在博客世界里，如果说官员就数不胜数了。”

　　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在网上撰文为他担心：廖新波越来越大胆了，对于这位出格的副厅长，我越来越为他的政路担忧。他未来的政途何去何从。

　　一年多过去了，他的做法已被体制平静“消化”。

　　“我没有受到领导的提醒。其实我觉得，领导不表态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使我更加爱护我的博客，也更加有自律感。”

　　《南方都市报》近期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廖新波表示：医改不能是卫生部唱独角戏》。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曾透露，新医改方案年内出台，但廖新波随即表示，这很可能又是卫生部一厢情愿的想法，“年内能出台？两三年内方案能出台就不错了。”

　　廖新波从来就不是一名保守的行政官员，从质疑“断骨增高”、“开颅戒毒”到向“民营平价

　　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潮流。其实，国家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正在形成。“对于我自己，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政治压力。”

　　媒体的“胆量”和官员的“习惯”

　　在谈到“广东现象”时，不能不提广东的媒体。有人大系统媒体评价道：(广东)各新闻媒体对人大报道的重视不局限于开人代会时，也不限于常委会上，一些专跑人大的记者意识到：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参与报道又推动了人大职权的行使。环顾‘广东现象’中的每一起事件，都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可以说，人大工作的每一曲乐章，都伴随着媒体发出的和音。这也可以说是‘广东现象’背后的一大特色吧！”　

　　广东某报业集团的一位副总编感慨地说，国内的纸媒中，数广东的媒体最不吝啬舆论监督，比如，“禁摩令”刚刚公布，几家报纸就发出了质疑声，并提出了更为合理化的建议。

　　“这在其他的地方不可想象，会认为媒体和政府唱对台戏”。

　　与媒体接触较多的廖新波，在谈到官员与媒体的关系时说：虽然有时候媒体也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但我都能体谅。有时候，我情愿“忍辱负重”，也不会过度指责记者。

　　2007年的一次新闻界联谊会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一番表态，引起共鸣。朱小丹强调，要把张德江书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落实到“欢迎、支持和接受舆论监督”中去。

　　他说，“好的舆论监督是连带批评和建议一起出来的。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老百姓怎么看，媒体出出主意，这对政府本身就是推动。一句话，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则表示，管理媒体不是什么都不让报，各级行政部门要提高承受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广东是一个范例。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受到广东省政府的“阳光行政”、“信息公开”的影响。

　　陈舒说，每次去开“两会”，一提到来自广东省的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代表都感到他们就像老大哥，对他们都高看一眼。“广东省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得很好，广东的成功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制度，而广东一直处在中国人大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一位代表则认为，我们国家总体跨过了简单的“改革”与“保守”二元划分阶段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以极大的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广东现象”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