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最美还是那株牡丹

　　本刊记者 路 琰

　　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广西桂林人。21岁时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引起文坛轰动。1965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任教于加州大学，其文学成就得到世界华文文学界的瞩目。他策划的昆曲《牡丹亭》即将在北京上演第100场。

　　从晚上7点到午夜，回到北京的白先勇一直在说昆曲《牡丹亭》。5个多小时，神采飞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身旁的工作人员已累得直不起腰，而他，两眼熠熠生辉，讲得兴起便用手拍桌子，击节而叹。想劝他歇一歇喝口茶，都寻不到缝隙，也不忍心打断他。

　　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他的热诚、欣喜，他的急迫、焦虑，都为着想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中国有可以征服世界的文化，请你一起来为它做点事。

　　颠倒众生为哪般

　　从2004年开始，白先勇带着苏州昆剧院的《牡丹亭》已演了99场，5月11日，他要在北京上演第100场。从大陆到台湾，从香港到美国，每次开新闻发布会，白先勇都被媒体层层围住。他站在长枪短炮中间，微颔下巴，满脸都是笑。问什么答什么，两只手相交放在身前，活像个小学生。直到现场最后一名记者心满意足地走了，他才去穿外套离开。

　　“白老师这是怎么了，好端端地不写书，到处抛头露面弄一个《牡丹亭》来赚钱！”听到这话，他也不恼，只叹口气：“演昆曲赚得了钱么？”顿一顿，又有点委屈：“以前哪里用和媒体打交道，写好了书自然有出版社抢着推出，现在却得一个个地说服记者，昆曲多么美，多么好！”

　　他的助手郑幸燕插了进来：“要赚钱我还不如卖白老师的书，人家恭恭敬敬来找我送钱，”她拖着声腔模拟和出版商通电话，“‘喂——，你想出白老师的书啊，先说说付多少钱？’现在整个反了，我们天天出去赔笑脸，找赞助商要钱。”

　　从晚明开始的200多年里，昆曲是中国文人士子的雅好。这些文士们为昆曲制词谱曲，因此昆曲不仅唱词典雅华美，也集舞、乐于一体，在200年的时间里，称霸中国剧坛，被称为中国“百剧之祖”。姑且作个比较的话，昆曲相当于西方的经典歌剧，属于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自清朝中叶，这一精英文化逐渐式微，到了绝迹于舞台的边缘。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披挂虽使昆曲的名头重新响亮起来，但挽救昆曲的实质行动仍然远远不够。

　　“以前昆曲老艺人们能唱600折戏，他们的徒弟现在能唱200多折就不错了，传下来的只有1/3。”白先勇一遍遍地解释自己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目的，“现在昆曲演员老化，观众也老化，年轻人没人知道昆曲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要做一个典范出来，要向世人证明，即使在国际上，昆曲同样可以征服西方观众。”

　　2002年开始，白先勇找到苏州昆剧院合作。一面挑选新人，一面找名家来设计灯光、舞美、音乐，给《牡丹亭》这部经典剧目加上现代视觉的审美。2004年，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台北首演。第一次登台，演员在台上抖，白先勇在台下抖，紧张得手足无措。

　　这场略显生涩的演出，当时轰动了整个台湾。第二年再去演出，正逢圣诞夜，白先勇看着一对对恋人手牵手走进剧场，“真是美死了，都说年轻人不看戏，我就是要做一部年轻人也爱看的戏。”

　　在南开大学演出时，白先勇信心十足，提前半小时便坐在门口，等人来向他索要签名。等了半天，没人理他，只好失落地进了剧场。“一进去，嚯，吓了一跳，过道里都挤满了人。”他后来才知道，学生们下午4点多就揣着馒头进礼堂占位置，谁还顾得上讨签名。一散戏，学生们立即把白先勇围得水泄不通。他用手比划着当时有多狼狈，然而心里是欢喜的，两颊的红晕都染开一片。

　　对于观众要签名，白先勇来者不拒。有人从餐巾纸上撕下了一小条递过来，他照签不误。三年来，他的回忆里有数不清的浪花翻腾，让他忘却疲累，蓦然动容。

　　“这种时候，呀——我感到文化的力量。给年轻人看一次我们这么美的文化，哪怕一生只看一次，或许就撒下一颗种子，改变他们一生的想法。9岁时，我第一次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看了梅兰芳和俞振飞演的昆曲《游园惊梦》，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昆曲，更没想到自己在数十年后痴迷它，所以现在我也是在撒种子。”

　　最是开口要钱难

　　白先勇对剧组演员们说，“我要带你们到国外演出，到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过的剧院，你们一定不逊色。”这话讲得气宇轩昂，白先勇其实心里没有底。虽然《牡丹亭》的唱词和念白都配有英文字幕，但站在西方舞台上，还是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一天三个小时，连续三天的大戏，“蓝眼睛”们能坐得住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著名的艺术文化中心。在伯克利剧院开演时，杜丽娘上台水袖一甩一亮相，台下已经哄然惊艳。“我一看，唉，妥了妥了！”白先勇把桌子敲得笃笃响，“往后的场面一天比一天热烈，不得了。”从头到尾，美国人看得如痴如醉，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终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地鼓掌，口哨吹得震天。剧团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就有粉丝开车追着看。

　　媒体称《牡丹亭》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也有人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白先勇的名人效应。白先勇立即摇头：“当然不是因为我，若大家只是来捧我的场，只能火一两场。《牡丹亭》能长期被认可，是因为剧目本身的魅力。”

　　如果说“白先勇”这个名头能派上用场的话，那就是——拉赞助。一个剧团80多号人，衣食住行，路费、租剧场，样样离不开钱。“一般我们演出的门票收入全都要交给主办方，在加州大学各分校演出时，还需事先付给学校100多万美金的赞助费。”

　　对白先勇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去跟别人伸手要钱。郑幸燕告诉记者：“人家大老板答应见他，就知道他是来要钱的。他每次坐在那里眉飞色舞讲一两个钟头，从当初为什么做牡丹亭讲起。生意人时间就是钱啊，老板眼巴巴地看着他，‘您到底要多少钱，直接说就好了’。”

　　有一次演出前，开到郑幸燕手里的预算是500多万元，正好有位大企业家愿意提供赞助。郑幸燕高兴极了，“我想那么大一位老板，白老师怎么着也要100万吧。谁知道他跟人家讲了两个小时，最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20万？’”郑幸燕“砰”地一下就跳起来：“白老师！ 我们缺500万，你是不是打算找25家要钱！”

　　郑幸燕直接把演出预算摊在赞助人眼前：“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开100万？”出门之后，白先勇一个劲埋怨她：“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开口就跟人家要100万，也不问人家方便不方便。”郑幸燕一脸无奈：这就是文人风范。

　　3年多的演出，《牡丹亭》全靠赞助人提供资金，前前后后白先勇募集了将近3000万人民币。拿人家的钱心里沉，他花得谨小慎微，“人家赚钱不容易，捐出来的不仅是钱，也是一份心意。我们能回报的，就是让赞助人觉得这份热情没有落空。”白先勇一再强调，“做这个事情我只是一个代言人，里面有一群文化、戏曲、企业界人士，他们凭着爱心、责任和使命感，一起出钱出力。”

　　只为寻回民族魂

　　白先勇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昆曲，是在1987年。他最爱《牡丹亭》，年纪越大，越能体会到汤显祖写《牡丹亭》的心境。“那时已经40多岁，看过了很多东西，对青春对爱情都已经变得虔诚，即便是伤惋也波澜不惊，我也知道这些很快都会过去。”

　　白先勇懂得这里面的悲喜交集，他把对《牡丹亭》的感悟也融入到自己的写作中。短篇小说《游园惊梦》，就是以一个昆曲伶人的视角，铺展开岁月里无法挽回的沧桑。“最精致最美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这也是昆曲的寂寞。”

　　“我们跳芭蕾，演歌剧，西方人看了顶多说，‘噢，原来中国人也会这些’，他们不会被震撼的，人家在这方面对你没有期望，就好像中国人对美国人唱京剧的水平没有期望。只有演绎自己的文化，人家才真正地敬重你。” 白先勇忍不住地感慨。

　　从加州大学退休后，白先勇生活悠闲自在。让他在近70岁的时候“搏了命去做昆曲”，缘于一件“不幸中的万幸”。2000年的一天，白先勇感觉身体不适，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大吃一惊，“你心脏上如果有100条马路的话，现在99条都已经堵住。今天如果你不来找我，睡觉的时候可能就进了天堂。”白先勇随即被推进手术室做心脏手术，醒来后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上天留我必有大用，可能为了让我为昆曲做点事。”

　　从那之后，他索性连写作也一并搁下，为《牡丹亭》满世界跑，“像情痴一样”。他这个情痴很快便遇上了一群同道中人，“我一直觉得能做成这部戏是天意。每一次当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都会路遇贵人。”其实，碰壁的时候太多了，以至于白先勇一时想不起具体哪一次最受挫折。“不怕的，我是广西人，性子蛮。做事情一定要做成。”他捏紧了拳头，又在桌子上敲了几下。

　　马上要演第100场了，白先勇心头别有一番滋味。“我最初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仅是募款，我的人情支票都差不多开光了。一个传统剧种的延续，仅凭我个人之力难以持久啊。昆曲这样的古典艺术，无法走流行音乐的商业路线，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他们的经典芭蕾舞和歌剧，都由政府来支持和发展。我也希望国内相关部门能从我手里把昆曲接过去，为昆曲兴建专门的剧院，保护昆曲演员的发展，昆曲艺术才能真正生根。”

　　曾经，法国《解放报》为世界各地的作家设计了一个问卷，“你为什么要写作？”白先勇这样答道：“我想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现在，他把全身的力量都倾注在昆曲里。“我的确热爱昆曲，但我不是在做一出戏，也不单是为了昆曲，我希望把民族文化的力量唤回来。”

　　“20多岁时我往西方走，看人家什么都好，看了40多年，一回头才发现最美的还是自家园里的那株牡丹。”

　　现在，白先勇回到了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