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曾任外交部发言人 以风趣幽默见长

　　“最富挑战性”的职务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和出使日本时，陈健曾多次“舌战群儒”。

　　1996年，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国书，委任陈健担任驻日全权大使。当时中日关系稳定良好，双方都对陈健寄予厚望。在陈健任上，经不懈努力，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先后访日，中日双方一度形成良性互动。然而，教科书事件、李登辉访日让中日关系陡生枝节。

　　在此背景下，2000年，陈健接受日本朝日电视台邀请，参加直播节目“星期天企划”。该节目是日本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访谈节目，常邀请“重量级人物”，就国内国际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向来以言语犀利、不留情面著称，而这也是中国驻外大使首次参加国外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访谈节目。

　　现场直播，说出任何话都无法收回。节目里，田原频频向陈健发难。他拿出一张图表，上面显示1996年-2000年中、日、美三国军事预算增长情况。田原提问：“据该表格显示，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与日本，说明中国正在对亚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陈大使您怎么看？”此言一出，全场焦点骤然集中在陈健身上。

　　在全日本亿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陈健声音依然平静：“那我也来看看图表。根据图表显示，中国军费总数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但中国军队需要保卫的国土面积却是日本的二十六倍，因此这样来算，中国还不算是亚洲和平最大的威胁吧？”如此回答，连在场的日本观众也禁不住连连点头。

　　“面对媒体，应尽量用事实说话。不过，在聚光灯下面对外媒，不仅要斗勇，更要善于斗智。”陈健说。在任驻日大使前，陈健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在外交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位发言人中，绝大多数都比较严肃，陈健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唯一一个以风趣

　　“大多数媒体还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些外国媒体，抱有敌视中国的态度，经常在记者会上寻找时机。”陈健坦言，在其担任的诸多职务中，外交部发言人一职最富挑战性，每次上台之前，心中亦不免惴惴。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当时很多外国记者经筹划，在记者会上联合向陈健提出，要向中国政府提交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请愿书，请陈健转交。问题一出，早有准备的国外媒体把所有的灯全都打上，准备拍照。

　　“无论接受还是拒绝，都等于给西方媒体一个炒作的机会，不利于妇女大会的顺利举行。”面对两难困境，陈健急中生智，微笑答道：“我是外交部发言人，我这里是信息的出口，不是入口。”全场一阵笑声，没有“不”字，但实际上拒绝了外媒的要求。第二天风平浪静。

　　曾有媒体要求陈健预测当时刚上台的日本桥本内阁的命运。直接答“对别国政府不便预测评论”也可，则显僵化，当时陈健笑答：“我不是算命先生。”全场莞尔。

　　陈健在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甚至被一套《大学语文》教材收录，作为临场机智应变的范例。

　　“我认为，设立发言人这个位置，不是为和西方斗争，而是为增加外国记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缓解其敌对情绪，为改革开放和外交活动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陈健坦陈初衷。

　　1972年，30岁的陈健作为随员，来到纽约，当时的工作是给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做翻译。在联合国，没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如联合国大会开会时，任何坐在本国牌子后面的外交人员都可以发言。中国当时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猛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当中国代表离开时，陈健作为随员，也时常发言批判“苏修”，与苏联代表激烈辩论。他笑言，后来做发言人的口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被“锤炼”出来的。

　　从泥水地到联合国

　　陈健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随即进入著名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一步学习英文。这里曾走出李肇星、章启月等一大批外交官。两年后文革开始，他被先后下放到广东汕头牛田洋和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种了三年的水稻。

　　“当时我很羡慕在北方劳动的同志。北方水稻一年一熟，而我种田之处一年三熟，劳动量大多了。”数年日晒雨淋的稼穑生活，被陈健略带揶揄的笑谈一语带过。太阳终日暴晒让皮肤开裂，稻田齐膝的水里，牡蛎的碎壳防不胜防，时常让两条腿伤痕累累。

　　年轻的军医嘲讽陈健，应响应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节约麻药。这个满腿是伤的小伙子的倔强出乎他的意料，每次外伤缝针时，陈健真的主动要求不打麻药。“当时真的很佩服关羽刮骨疗毒”，谈起这段经历，陈健面带微笑，如果了解他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对他的乐观也就不难理解：他五岁丧父，母亲也随后去世，在外祖父家长大，叔伯微薄接济维持生活，直至考入复旦大学。

　　陈健把苦难当成一种磨练，并不抗拒，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学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

　　“周总理有指示，允许我们每天学一小时外语，但军队管委会让我们安心做农民，并说总理的话是指示，不是命令。军队只服从命令，不服从指示。剥夺了我们继续学外语的权利。当时真的想不通，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难道就为让我们种地？今后路在何方！”

　　1971年陈健回到外交部，但“三年劳动”的后遗症随之凸显：看到英文单词，明明学过，就是想不起意思。郁闷之极，陈健每天泡在英文“北京周报”里，到了美国，又成了“电视迷”，拿着笔记本，遇到不会的单词和短语，马上记录下来。一番“恶补”之后，才重拾英语。

　　从联合国卸任归来，回忆30多年外交生涯，陈健仍有些许遗憾。“担任大使那几年，虽然不遗余力，但仍难挽救中日关系下滑。从事业上说，那几年比较郁闷。此外，在联合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也未能完全推行。”例如，我本来希望在会议管理部，裁掉联合国负责六国文本对照的部门，以节约资金，提高效率，但这个部门的职员去向联合国工会求助。工会对我表示强烈反对，还通过一个文案来批评我。经反复磋商，最后也只能妥协，把那部门6个组减为4个。”

　　“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安南对陈健高度评价。从牛田洋的泥水地到联合国总部大楼，陈健说：“在联合国、做发言人、出使日本，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但作为外交官，工作能顺利开展，背后都有共同因素：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