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请纪检部门找相关干部谈话

　　纪检之威

　　“政府对一般干部施加压力最常用的手法，是请纪检、监察部门出面。”一位被拆迁的干部说。2006年8月，荔城区纪检部门的领导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调查、谈话，内容都是类似工作期间的考勤是否属实、曾经有过两个月的病假条有没有作假、从外地调回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等事。

　　“不就是想让我签约吗？何苦惊动纪委呢？”方建雄认为此类调查很可笑，“我在4月份就已退休了，更何况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部门领导。”

　　“纪检部门的调查力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荔城区级的机关力度比较大，而市直机关和其他区县单位的力度相对较小。”蔡斯明说。他在市农业局工作，领导只是“私下关心”，并没有动真格的。由于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荔城区的重点工程，该区自然要比其他机关单位更努力。

　　马成(化名)是荔城区某机关的一般干部。他称，“单位的纪检部门觉得我这部门有油水可捞，使劲地查我的经济问题，而机关单位难免有吃喝。我爱人在区里一家学校当老师，也已经参加40天的‘学习班’了。压力太大，只好签。”

　　市政协主席翁毅彪，是后塘片区改造项目的挂钩领导。据莆田市《湄州日报》报道，他曾在拆迁协调会上强调：“对干扰项目建设的干部，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处理。”

　　“工作组成员的选择也是别有用意的。”一位退休干部点出其中玄机，“至少5名工作组的组长是单位的纪检领导。 ”

　　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抽调来的干部都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多名纪检领导的参与是为了监督工作组自身。

　　老干部反拆“联盟”

　　种种压力下，2007年2月6日，第一间房子终被拆除。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强制拆迁的多是违章搭盖的部分——他们迫不得已，毕竟也要争取时间，上面也有压力。至今，后塘片区被拆迁的户数为38个，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干部。

　　和那些低调的现任官员不同，这些老干部们是抵制拆迁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不停地搜集证据、材料，向住户宣传拆迁项目中的问题。

　　几乎每天午饭后，老干部会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如何应对拆迁的“秘密会议”开始了。他们行动很谨慎，开会前要站在院门口张望很久，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一位组织者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内线。”退休干部刘兴嘉一脸神秘地说。“这就是成果，”他拿出一份《关于东园路中段后塘片区改造的备忘录》说，“我们在会后第二天就拿到这份文件了，才知道

　　老干部们的活动能力令人惊叹——他们给本报记者提供了厚厚一叠材料，包括当地政府关于后塘片区拆迁项目的所有文件。

　　3月24日，莆田市医院一位退休干部给大家带来了内部消息：政府正在确定12户强拆名单，几位活跃的老干部都位列其中。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们情绪激动：“我们早就等着他们来扒了，扒了之后也总要给一个说法吧！”

　　“现在只有我们这帮老头挺着了，孩子们有难处，不能影响他们进步。”陈金如说。他今年77岁，退休前任城厢区党委政法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城厢区政法委书记)，儿子陈中是市检察院法规处处长。陈金如的儿媳在学校工作，也已经被停课50天。组织上曾先后找陈中谈过4次话，但陈金如终究坚持了下来。

　　“我就是要出头，只为老党员的正义感！”一位有着53年党龄的老干部称要坚持到最后，“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拆迁工作组没有出示过任何合法手续，连起码的听证会都没有开，跟中央的政策差太远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过项目的立项批准，这意味着房产证不一定能拿到。”

　　退休干部郭国新称，“我并不缺钱，就是要讨一个公道。”大年初九，郭国新的房子就被强行拆掉了——他被称为后塘片区的“刺头”，工作组对他已无计可施。

　　微妙的变化

　　但消息所称的12户老干部，至今还未被强制拆迁。可以看出，政府在争取时间和保持团结安定之间选择谨慎。

　　莆田市荔城区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该市城市规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拆迁总户数约800个，拆迁建筑面积约13 万平方米，是莆田市至今涉及拆迁户最多、拆迁面积最大的一项工程。

　　而一场拆迁将众多干部牵涉其中，在莆田史上也绝无仅有。四千多拆迁人口中有近千名干部，至今仍有一百多人顽强抵抗，加之一百二十多人的工作小组，这场拆迁已经牵动了莆田官场的神经。

　　“莆田是个小城市，工作组里的很多人以前都认识，有的关系还很好，但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跟仇人一样。”一位官员说。

　　蔡斯明坦言拆迁带来的影响：“我上班的情绪经常不能稳定，总得担心房子什么时候被扒，工作状态肯定要打折扣。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干部都会有不满的情绪，即使是已经签约的，这种情绪势必会影响到机关工作。”

　　黄主任则表示：不愿拆迁的同志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还是思想上想不通。官方统计，目前仍有六十多名官员未签订拆迁协议。但他认为，政府还是能做好他们思想工作，旧城改造工程将顺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