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矿难：遗属们的后矿难生活

　　本刊记者/陈智民

　　正是由于这个“嫁者不抚”的协议，95%以上的遗属都不敢奢望再婚。为了孩子，她们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2004年10月20日22时47分，河南郑州煤电集团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8名矿工遇难，他们大多是河南籍职工，其中95%的人员为农民合同工。

　　2007年2月8日，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境内的大平煤矿上空一片混沌。当两年前那场148人罹难的灾难被“善后”许久后，矿区的一切又恢复了忙碌的常态，那些加高加宽的运煤车仍旧吐着黑烟穿梭而过，而对于矿难遗属们来说，矿难后琐碎庸常的生活却时时充斥着焦虑不安……

　　嫁者不抚

　　2007年2月8日，记者来到了大平煤矿西5里大冶镇朱玉的家。朱玉今年30岁，是个开朗的人，从外表上，看不出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灾难并没有压垮这个坚强的女子。

　　漂亮的朱玉不是本地人，与“本地”结缘，完全在煤矿。朱玉的家在河南内乡县，父亲是大平煤矿的正式职工。1994年，经父亲撮合，朱玉与大平煤矿的正式职工刘明相识成为恋人。1996年，朱玉与刘明结婚成了家,并有了两个孩子。2004年10月20日凌晨(刘明上的下午4点至晚上12点的夜班)，像往常那样，朱玉给丈夫做好夜宵，可饭热了几遍，也不见丈夫回来。她心想丈夫也许是加班吧。第二天一早，没等到人的朱玉急着往矿上跑。跑遍了矿上所有的部门，都打听不到丈夫的下落。看着矿上跑来了成群的找丈夫的女人，朱玉有了不祥的预感，头一晕就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她被“安抚”在了新密市的一家宾馆里，邻居女人告诉她：“人弄上来了！”她和邻居女人抱头痛哭……

　　第三天，她和“找丈夫的女人们”疯一般地涌入

医院“认尸”。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朱玉终于找到了丈夫刘明的尸体：丈夫的尸体经过两天的浸泡，已经发白，左脸上有一道很长的血口子，血口子被麦秸条般粗细的绳子缝了。她不顾一切地扑到丈夫的尸体上号啕大哭……

　　后来，朱玉听丈夫的矿友李广说，除了自己，其余与刘明一起上班的29人全部罹难，李广是摸着尸体从采煤层面上爬出来的。

　　第六天，矿上的“善后”开始，朱玉和其他矿难遗属一样，与河南煤炭工业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了《工亡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协议》。按照协议，煤矿一次性支付遗属工亡补助金10万元。遗属还可按规定每月领取抚恤金(按遇难人员生前工资标准)。抚恤金的享有人有遇难者的父母和子女，不包括妻子。因为按照有关政策，遗属妻子是可以被安排工作的，甚至包括农民协议工都能安排工作。可这次大平矿难的遗属却没有一人被安排工作。

　　朱玉将领取的10万元，分给公爹公婆3万元，除此之外，朱玉的公婆公爹每月按时领取500元抚恤金。考虑到公爹公婆的年龄问题，朱玉曾提出把两位老人从山东农村接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可两位老人害怕再给朱玉增加负担，就推辞了。

　　由于父母都在矿上，还有两个孩子的户口也都在矿上，朱玉今后也只好在矿上生活，没有稳定的工作如何支撑这个家？她多次找矿上协商，希望安排工作，均被拒绝。她只好从原来的危房中搬出来，借钱在附近的大冶镇上建了两间平房，开起了她的机动三轮车拉客，维持生计。日子很是艰难，开三轮车，每月500元钱的收入也不能保障，还要接送孩子，回家做饭。而两个孩子每月500元的抚恤金，除去300多元生活费(长子吃住在封闭式学校里)，全家人的生活用度捉襟见肘。但无论如何难，朱玉一直没有动用那几万元补偿金，“这是给孩子上大学用的”。

　　令朱玉难以理解的是，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家庭并没有博得周围人的同情，相反，两个孩子被学校不懂事的孩子耻笑为“没爹的穷孩子”，并几次三番被大个子同学欺侮。两个孩子回家向朱玉哭诉，朱玉的眼泪夺眶而出：“不要怕，好好上学，别答理他们，咱不是没有钱，妈妈先把钱给你们保存着，等你们考上了大学再用……”朱玉曾想过再给孩子找个爸爸，支撑起这个家，但她知道这是“幻想”，因为按照补偿协议，“工亡职工配偶再婚”，两个孩子的抚恤金将停发。正是由于这个“嫁者不抚”的协议，95%以上的遗属都不敢奢望再婚，为了孩子，她们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土著”遗属的焦虑

　　刘玉红是典型的“土著居民”遗属。刘玉红今年40岁，她的家弋湾村紧邻大平煤矿区的北边，离矿区步行不到10分钟的路程。由于村里的大部分土地被矿区所占，剩下为数不多的受煤矿地下开采影响而形成的“沉降丘陵田”，几乎是望天收成的田地。丈夫弋松山和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于是都进矿当了“农民协议工”。

　　弋松山是岩巷队负责开采石头的。他是在矿难3天后才被扒出来的。在“善后”时，刘玉红的公婆考虑到自己还有两个儿子，刘玉红也没有工作，就主动提出不分孙子们那10万元补偿金。只领取自己那份每月250元的抚恤金。

　　签协议时，刘玉红的长女已16岁，次女10岁，儿子5岁。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已到18岁的长女便不再享受抚恤金。可她非常优秀，在登封市实验高中总是前三名，争气的女儿安慰妈妈说她要考名牌大学，这下可愁坏了妈妈：抚恤金不再享受了，而昂贵的学费不要说这遭遇不幸的家庭，就是普通工薪阶层也为此发愁啊。

　　刘玉红更发愁的是他们的抚恤金“不调整问题”。按照协议规定：“甲方根据省劳动行政部门对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调整意见，适时调整并及时通知乙方。”但两年过去了，物价飞涨，抚恤金却总是往下调整，根本发不足额。

　　50岁的董淑娜把丈夫周怀玉的工资本、协议书和抚恤金领取表拿了出来给记者看。周怀玉遇难前的工资本显示，在2003年到2004年9月期间，周最低工资是992元，最高是1346元。而周怀玉4个遗属所享受的抚恤金标准两年来却一直是800元。遗属们多次到煤矿及其上级部门反映，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董淑娜越说越激动：“这不是硬逼我们改嫁吗？可明知道改嫁就没有了抚恤金，谁敢改嫁？这不就是把咱往死路上逼吗？”

　　大平矿难中，类似董淑娜这样的遗属，吴庄村有5户之多。李风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丈夫张水成矿难中遇难后，煤矿答应给她长子安排工作，可最终没有兑现。她向记者哭诉：“原来的田地都被矿上占了，说给补偿可一直也没有给补，家里房子被爆炸震裂了大缝，房顶漏雨，村里无地可种，我也没有工作，多次通过政府和煤矿协商，都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只好到亲戚邻居家里借宿。”记者跟随李风来到她的家里，三间平房破旧不堪，多处裂缝，最大的裂缝有近一尺宽。

　　“非典型矿难遗属”的愁苦

　　弋湾村的李桦(化名)选择了再婚。李桦丈夫遇难的时候，她才27岁。签协议的时候她表示为了孩子不再婚。可当她多次要求煤矿兑现安排工作的承诺遭拒时，几个月后，感到生活无望的李桦撇下13岁的继子就走了。李桦说：我才20多岁，不愿意这样熬活寡。

　　李桦留下的家庭成了一个“非典型矿难遗属”家庭：李桦丈夫弋仁(化名)家三代单传，他上有90岁的祖母(按协议规定，不享受抚恤金)，中有59岁的父亲弋同洲(按协议规定，60岁以上和18岁以下的直系亲属才能享受抚恤金，矿难发生时，父亲不到60岁，所以没有抚恤金)和患有精神病的母亲。2000年，离异的李桦带着自己的女儿与离异的弋仁及其儿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仅仅4年后的2004年10月20日，弋仁在矿难中遇难。几个月后，受不了煎熬的李桦在领了5万元补偿金后离开了弋家。

　　满头白发的弋同洲见到记者时泣不成声：“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没有抚恤金，老伴有精神病不能自理，老母亲90多岁的人啦，小孙子今年已15岁，要不了几年也不再享受抚恤金，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刘小超也是吴庄村人，今年14岁，在镇里的中学上初二，母亲在2003年4月因患癌症去世，当年12月，父亲再婚。父亲刘洪彬在矿难中遇难三个多月后，继母也是在领了5万元补偿金后就离开了这个家。10岁的刘小超成了孤儿。三伯刘国定曾想要收养这个苦命的侄子，可当看到18岁以下的遗属如“被他人或组织收养”便不再享受抚恤金的协议条款时，刘国定犹豫了，毕竟，他自己是个残疾退伍军人，没有任何收入，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孩子，次子痴呆，长子又在读大学，可如果撇下小超不管，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刘国定最终横下一条心，收养了小超。

　　刘小超见到记者时，他刚与同学玩得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提及逝去的父亲，他的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两年前的矿难似乎在这个孩子的记忆中淡去了，因为三伯的收养，在现在这个穷困但不乏关爱的家里，刘小超与孤儿的命运擦肩而过。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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