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琳：制定药品价格应考虑药物经济学

　　主持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明确说，我们要把公共财政的一大部分拿出来关注一些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宋博士您给大家讲一下刚才熊代表讲的药品中间的流通环节，比如一些细节的东西造成价格一层层变化的问题。

　　宋华琳：我们国家药品经营环节有非常复杂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有医药站，分成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

　　主持人：医药站干什么？

　　宋华琳：就是现在医药公司的前身，国家有一级站和二级站，新药出来先进一级站、二级站，再进各种药店和医药。

　　主持人：利用药站来分发。

　　宋华琳：是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就以多元化的形式进来，总体药品有生产价和出厂价，有药品批发和零售价，终端环节消费者使用药品的价格有可能是社会药店、药房的价格，再就是医院的价格，因为在中国更多人还是去医院看病。医药价格为什么会提高呢？我们国家的医院确实还是一个公共的卫生事业，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人权问题，温总理和政府都非常关心民生的社会性问题，包括食品、药品、公共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边我们国家确实有一个卫生投入占我们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还比较低。

　　主持人：在5%到7%的样子。

　　熊维政：现在只是达到7%。

　　主持人：最高达到了7%，我看了一下。

　　熊维政：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1983年是24%，20多年以后到7%。说句实在话，这一届政府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总理在报告中已经指出投入增长60%多，但是基数太小，现在引起了这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现在对一些三甲医院的投入达不到3%，连医院员工的工资都不够发，就只能自己创收。目前还有一个

　　网友：一些专家指出药品降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审批不严，近年来我国每年几乎要审批一万多种新药，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需要一米多高，如果一万种都是新药，那个资料厚度得10米那么高。而在美国，比如美国一年只有100多种药品，这种审批不严或者是审批的部门是什么样的结构呢？都是谁来审批？是药监局还是谁？

　　宋华琳：我们国家的新药审批完全是由国家药监局审批的。

　　主持人：药监局的人力大概是什么样？

　　宋华琳：120个编制左右，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简称中检所，进行药品分析，还有药品审批中心，还会聘用一些全国医学药学生物学的专家进行审批，美国也是由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审批药品。但是全世界的新药开发，在美国不会像中国有这么多药品品种进行申报，因为他们是以创出药为主，就是NCE，叫新新化学实体，完全是一个新化学物质，而且全世界的NCE一年平均不超过50种，美国约占一半，这样审批一年，美国乐观的估计每年一年审批的药品就是20几种。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被人称为是科学家的科学监管，里边本身监管的官员很多是药学博士、医学博士、化学博士，同时又雇佣了一些专家，基本上是这样。而且美国只有几十个新药。

　　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也容易解决，现在我们国家药品审批也进行一些改革，也有电子文本，未必是纸面提交，这是一方面。我们国家一万来种不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国家审批会更严，药品监管始终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要捍卫公民的健康权利，保证人民的用药安全，又要保证对行业规制的宽和严，要把握火候，过宽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现象，一些假冒产品出现。过严又会使这个产业发展受到一些影响。这里也需要一个很高超的监管技术，掌握火候和分寸。

　　主持人：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关心比较多的问题，有网友认为我们国家药价虚高这一块，他们比较极端的认为就是因为一些药品监管的官员在里边有贪污或者是吃重大的回扣，前一段出事了一些药监局的领导，他们就谈到这一点。宋博士，您认为在我国药品监管部分中，比如上下的体系，中央跟地方药监局的隶属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会容易出现一些监管的官员？或者是有些漏洞让他们能够主观地收一些回扣，或者是客观的形式，企业、医药代表会主动送一些东西，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宋华琳：一切权力必须要受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管的一些情况，客观地讲这种体系，包括在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国外药品的审评和监管权也是集中于中央一级的，国外也是这样。

　　主持人：我们现在中央的药监局跟各省级的药监局是什么关系？

　　宋华琳：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怎么讲呢？药监整个体系是省级以下相对垂直。

　　主持人：可以说省药监局直接管市一级、县一级，而中央可能对各省级的药监局只是做业务上的指导，而没有比如有人举报一些事件或者是反映一些情况，国家的药监局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这种权力直接去控制，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宋华琳：因为根据《行政处罚法》，包括行政法的原理，我们国家其实很多处罚和监管是属地管辖，是由所在的辖区进行管辖，往往一个省市药监局会受本级政府的一些领导，而往往一些医药产业又是这些地方的经济支柱行业，这个时候国家药监局一些政策、命令甚至一些很直接的某些整改的措施，并不能完全贯彻到基层。

　　主持人：尤其是一些处罚性的东西贯彻下去会不会很慢？

　　宋华琳：有时很慢，甚至有时会很难，这是很难的。

　　主持人：齐二药的事件就是中央早就有态度，但是执行下去很难。

　　宋华琳：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执行，更深的也不是很了解。

　　关于刚才的话题，关于价格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有些学者在研究，但是并没有引起决策方面的重视，在西方很重要有一个药物经济学，如何更加经济、合理地用药，在医生选用药品以前，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药品之间的比较分析，比较哪种药更合理、效果更好、风险更少、让患者支付的钱更少。

　　主持人：经济上的负担会更小。

　　宋华琳：对，一个综合衡量的问题。我们国家某种程度上不是药物经济学，而是药物不经济学。如果一个药贵、一个药便宜，医院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可能会本能地选择贵的药品。以后在我们国家包括药品价格制定中、药品管理中，用成文化的法律或者是法规明文写入药品价格制定和药品选用中应该考虑药物经济学的指数或者因素。

　　主持人：真正在定价上会有一些比较科学的依据。

　　宋华琳：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网友：熊代表，在别人的眼里医药是一个暴利的行业，药价的虚高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主要是企业一个新药报出来就会很贵，主要是企业这方面的原因。您认为国家在几次大幅度调价的决定，对民族制药企业有什么冲击？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苦衷？

　　熊维政：这种认为是不科学的。

　　主持人：网友认为医药是暴利企业。

　　熊维政：这样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药价这一块直接牵扯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药价虚高是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有些地方价格高、价格低，都用市场调节，在这个问题上仅仅说制药企业是暴利，这个说法不科学。比方说现在买一斤螃蟹是60块钱，一斤螃蟹4只，到了餐桌以后，有些大的酒店一只螃蟹就是200块钱。这说明什么呢？不能因为说药价虚高就说医药企业有暴利，这是不科学的。

　　主持人：您还是比较委屈的。

　　熊维政：目前药品定价一定要科学，我非常同意宋博士的说法，我非常赞成。而且新药国家一定要保护，这一次发改委在200多种中成药的调价、降价，在这里边把有些高的降价，但是在后面也提出来，对一些优质产品还要优价，这就非常合理了，发改委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像我们做过中医药，我们自己创造的产品如果不能得到保证，如果西方国家的西药都充斥我们国家的市场，会对整个医药行业有非常大的冲击，对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就会有非常大的危害。

　　刚才说到药监局一年批一万多种产品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要申报的企业很多，只要这个企业符合申报的条件，药监局可能就给你批了，可能是一个药有十个、八个、五个厂家生产，但不能说是一万个新药。还有中医、中药的问题，国家现在应该给它立法，要保护它、发展它、提高它。这几年包括我们国家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发展，包括我们药品的质量、药政的管理，这几年包括在打假治假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农村医疗两网建设这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次访谈，向广大网友做一个探讨，能够把熊代表的希望跟声音广泛地传达出去，能够更好地推进我们国家

　　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网友的热情关注，请两位嘉宾跟网友说再见。

　　熊维政：再见！

　　宋华琳：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