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群和前南法庭的法官们

　　不是每一个法官都能以自己的判例影响历史，不是每一项审判都能成为创制影响未来。

　　而前南法庭的法官们用10余年的实践拓展着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的疆域。

　　法官们的过硬“三功”

　　刘大群法官是中国出任前南法庭法官中的第三人，前两位分别是上诉庭法官李浩培先生和审判庭法官王铁崖先生。李 先生和王先生都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泰斗，两位法学大家出任前南法庭法官时都是耄耋之龄(王年过8旬，李年届90)，但 都以自己卓著的国际法学识为前南法庭的审判实践，留下了中国籍法官的贡献。不过，二位毕竟年事已高，李先生后病逝于海 牙，王先生则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任期而请辞。

　　王先生请辞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向中国表示，希望能有一位年轻一点的法官来接任。就这样，当时尚不足50周岁 的刘大群法官于2000年3月来到海牙接任。2001年又经联合国大会选举，获得连任，担任前南法庭第一审判庭庭长。 2005年11月经联合国大会选举，再获连任，出任前南法庭上诉庭法官。

　　刘法官初到前南法庭时，是当时法庭里最年轻的法官，因此被法官同事们打趣称为“BabyJudge”(婴儿法 官)。

　　刘法官介绍说，前南法庭目前有1100人左右，除刘大群法官外，另有2名中国籍人士从事书记处和行政工作(前 南法庭13年历史只有过2位中国籍的legalofficer,分别是朱文奇教授和贾兵兵教授，二人后来均回国任教) ，之后再无中国人在此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工作。

　　“法官实在是一份重体力劳动的活儿！”刘大群俏皮地说。记者在和刘大群面对面的交流中发现，他并不像传闻中的 那样难以接近。相反，他开明、健谈、幽默。他把做前南法庭的法官概括为首先要有过硬的“三功”：sitting、re ading、writing(坐功、读功、写功)。后两功可能容易想见，做法官自然免不了要阅读大量的案件材料、证据 等等，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意见的写作，自是篇篇堪称是一次高水准的法律论述。单说这“坐功”，法官是早9点开庭，直至下 午2点，就这样一直坐在法庭上听讼。众人瞩目之下，听控辩双方唇枪舌剑，还要适时控制法庭局面。曾有法官因为体力不支 在法庭上打瞌睡而遭到了弹劾。目前，为了加速处理大量积案，法庭开庭又增加了下午2点～7点的一班，法官实行两班倒工 作制。

　　三个HardEvidences

　　1993年11月17日，当巴尔干战争冲突的硝烟仍然弥漫天际之时，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们在荷兰海 牙首次聚首。法官们宣誓就职时，法官袍是向荷兰同行借的。法庭没有栖身地，蛰居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所在地——和平宫的 一隅。除了法官，只有2个行政官、4位秘书、3位法务官。没有法庭，没有监狱，甚至还没招到检察官。前南法庭的首任庭 长卡塞西当时这样描述他的心情：“我就像一位舵手站在甲板上，四顾默然：也许这艘船永远都离不了岸!”

　　a的确，战后50年，自审判战争罪犯的先驱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之后，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仿佛进入了一个休眠期 。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国际间再未有国际刑事法庭的出现。这显然跟战后国际形势的格局密切相关，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 ，新兴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更多地强调各自的主权。直到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出现。

　　13年弹指一挥间。前南法庭这艘领航之“轮”，不仅驶离了港湾，更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里，扬帆破浪，继续着探 索之旅。“我们就是这样一海里、一海里地摸索着驶过。在我们的航程里充满了‘第一次’，而我们也在航程中创造着众多的 ‘第一次’。”2005年秋天，在华举办的一个国际刑法交流活动中，记者见到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现任庭长波卡。他以这 样的开场白，向记者描述着前南法庭的审判实践。

　　对于中国大多数读者而言，对前南法庭最多的了解，可能主要是来自对米洛舍维奇一案的关注。尤其是他的突然去世 ，就像一首曲子在未预期处戛然休止，让观众一时间竟有些不知如何适应。而实际上，对于前南法庭本身，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好像也有一丝不适应。

　　记者在见到同样前来参加此次国际性交流活动的前南法庭中国籍法官刘大群时，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在审理前 南的案件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因为感觉上我国对前南法庭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丝丝不一样的认知。”

　　刘法官立即反问道：“你的感觉从何而来？”

　　记者如实答道：“只是一种感觉。”

　　刘法官敏锐地回答道：“我们法官审判要讲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呢？”

　　反过来，刘法官却以三个HardEvidences(强有力的证据)让记者在心中豁然的同时，更感到即使是在 法律的圈内，我们对这个战后出现的新兴的国际刑事法庭的读解，始终伴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认知。

　　刘大群法官说：“让我来给你一些证据吧。首先,中国作为国际间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积极维护国际正义，自始 便参与了前南法庭的创设工作。前南法庭是1993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827号决议建立的，当时，中国投的是赞成票;其 次，中国始终积极参加了前南法庭的审判工作，最早派出的两位竞选担任前南法庭法官的李浩培先生和王铁崖先生都是中国最 杰出的国际法学家；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前南问题至今通过了五六十个决议，中国全部投的是赞成票，甚至连弃权 票都没有。你看我说的这三条，是否可以廓清你的一些疑惑呢？它们可都是HardEvidences(强有力的证据)。 ”

　　与时代同步

　　前南法庭目前共有16名常任法官，分别来自意大利、奥地利、牙买加、马耳他、荷兰、加纳、土耳其、中国、塞舌 尔、美国、德国、韩国、巴黎、英国、比利时和南非。由于积案众多，目前又增设了10余位专案法官(只能参加特定案件的 审理)。法官共来自26个国家，法庭雇员1100人则来自全球80个国家，堪称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庭。联合国大会在选举 法官时，也要力求能代表全球各主要的法系和法律传统。前南法庭这个面向21世纪的法庭，在自己的审判实践中呈现出极强 的时代气息。

　　首先,它带来一些新的理念，体现着同时也推动着国际法的最新发展，逐渐融合着世界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比如，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只受理对自然人的刑事罪责追究，而非任何政党、组织和团体。相应地，当事人也不得以任何 集体行为、执行命令为自己开脱。

　　中国籍法官刘大群在审判一庭担任法官时，审理的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件，便是萨布拉尼察小镇一案。这个小镇当 时已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驻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于是便涌入了大量的穆族难民。后来姆拉迪奇领导的塞族武装攻入了这个 小镇，不仅把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当成了人质，更在一周之内将难民营中16岁～60岁的男子全部杀光，成为二战后发生在欧 洲的最严重的灭绝种族罪之一。后来从指挥官姆拉迪奇到具体实施犯罪的执行者均遭到了前南法庭的追诉。主犯军长被判刑3 5年，师长一审被判18年，上诉后改判为9年。

　　前南法庭在审判中还屡有创制，比如首次在国际刑事审判中确立了性暴力的罪名。对于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中一 个难以磨灭的记忆，便是日军屠城之后令人发指的大规模奸淫之举。但在当时及战后很长时间内，在国际法上战争中的性暴力 、性侵犯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

　　同样，在前南地区的武装冲突中，也充斥着除了武力的杀戮之外，大量对妇女的性暴力。现任庭长波卡法官在担任审 判庭法官时，主持审理了前南法庭的第一例性暴力案件。记者在那次研讨会上见到的意大利人波卡庭长，像许多南欧人一样， 身材并不高大。但长期从事国际间重大司法活动的经历，使得近距离接触他的人，都能感受到那并不高大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意 志力。波卡庭长的一纸判决，使此次认定的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强奸个案，而是将其放在战争犯罪的大环境之下，认定为是严 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与灭种、酷刑并列的性犯罪。这一判例后经前南上诉法庭(同时也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上诉庭)再 度认定，成为一个创制，在卢旺达法庭的审理中也被沿用。性暴力犯罪在国际法上自此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

　　不是每一个法官都能以自己的判例影响历史，不是每一项审判都能成为创制影响未来。这是令波卡法官深感自豪的一 个判例，而前南法庭10余年实践也正在拓展着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的疆域。

　　前南法庭与中国法律人

　　前南法庭的法律工作人员都是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的，现在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国内法律界人士报考。遗憾的是，虽然 报考时，中国人的报名人数有时甚至能占到报考者的1/10，但少有人能闯过前3关的审核，即使有幸能够闯到最后的面试 关，也最终未能幸免于被淘汰。

　　谈到目前中国法律人在前南法庭的工作、尤其是如何才能使更多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进入国际司法机构这个话题 时，刘法官的语调不禁沉重起来，感慨不已。

　　“是个问题呀！塞舌尔全国只有8万余人口，在前南法庭却有3人。而中国每年的法学毕业生可能都抵得上一个小国 的总人口了，虽然每年许多中国年轻的法律人来投考，却没有人能考取！”

　　刘大群法官说，前南法庭的考题并不神秘，而是非常普通。比如对于“什么是法律”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自中 国的法学生往往只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包括那些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人；而外国考生却会给出你40个答案。

　　再比如，“国际法代表正义吗？”“国际法有约束力吗？”这样平常、并非什么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问题。

　　前南法庭的法官们不需要标准答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学习了法律，并且学懂了法律的人。非常有趣的是，80 %的中国考生认为国际法代表国际正义，外国考生只有20%这样认为；但是，80%的外国考生认可国际法的效力，却只有 20%的中国考生认为国际法有拘束力。这是两个多么有意思的80%与20%的悖论。一方面，大部分外国考生对“正义” 的真理般诉求抱持质疑，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对于法治的信服力。看似矛盾，体现出的却是心灵的开放、广阔和行为有序、不逾 矩之间的和谐统一。

　　而中国学生可能从小受教育时，就习惯于被告诉，被告之定义、原则乃至什么是真理。刘法官慨叹，中国考生在面试 中，最典型地反映出了目前国内法学教育或许也是整个教育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学生思想苍白，思维束缚成定式，不会思辨。 法学近年在国内渐成“显学”，法学教育中功利主义色彩的日重，法学生学习围绕司法考试转的倾向，都在相当程度上让学生 学法偏离了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再就是国内的国际法教育，在一些方面落后于国际法学的发展，观点陈旧，理论过时。而前 南法官在面试时，也挺有意思，他们会幽默地说：“你所说的那个原则，我爸爸听说过，可是，抱歉我不清楚。”

　　刘大群因此也建议国内的国际法教育要大力度地加强同国际间的交往，加强对联合国重要的司法机构，如前南法庭案 例的研究，使国内的国际法学教育也能与时俱进，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够进入国际司法机构的合格人才。

　　还有的中国法学毕业生，在面试时缺乏最基本的训练，不仅是专业的，甚至是在说话方面。该自信时不自信，该有涵 养时却又大话连篇。过多地看重联合国机构好的待遇和薪酬，却不肯花功夫认真钻研一下自己申请的这份工作。比如考生完全 无需去揣摩考题，前南法庭已经审结和正在审理的众多案例就是考试最好的公开题库。但许多的中国考生竟然不能就前南法庭 的案例,连续解读讲满5分钟!而外国考生在投考之前，对案例都是烂熟在胸，和考官讨论起来滔滔不绝，言之凿凿。

　　“如果一个读法律的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他早就预知的几场考试，然后籍此找到他想要的那份‘好’工作 ，那他永远找不到那道考题的答案。”刘大群说。

　　前南法庭每年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学实习生，实习生并无报酬，但是在前南的实习，则会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 次难得的经历，一笔无价的财富。遗憾的是，在这支国际化的实习大军中，却难以见到中国年轻法学生的身影。据刘法官介绍 ，一期实习的费用也并不昂贵，甚至不如国内一些人趋之若骛的某些游学夏令营的费用。韩国政府每年都会由政府出资，资助 韩国的年轻的法学生前往前南法庭实习。刘法官之后，韩国进入前南法庭的权法官是目前最年轻的一位，成为最新一任Bab yJudge。而韩国政府旨在培养更多韩国的法学后备力量进入国际司法机构，冀望更多韩籍法学人士在国际司法体系中占 有一席之地的战略考量，自是不言而喻。

　　记者在完成此文时，得到一个最新消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法律本科生，已经自费前往前南法庭实习。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2月上半月刊)　　(法制日报记者张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