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20年

　　父亲到北京后，周总理曾邀请他到新中国的外交部做高级顾问，但父亲慎重考虑之后，觉得还是搞老本行——画画、写作、编辑等，更为适当。所以经总理同意后，他先在乔冠华负责的新华社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参与办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后来又到《北京周报》当顾问。父亲的才能在于新闻写作和绘画，但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他主要的工作却是英文“改稿”——因为当时能用英文写新闻的人不多，需要他再修改润色。他就像老黄牛一样干这个工作，从来没有抱怨过。而且坚决不接受作为外国专家的优厚报酬，要求和其他同志一样待遇。唯一的要求，是每个礼拜有一天能够画画，他的漫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面发表了。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郭沫若是团长，那个团是总理亲自发的中国护照，所以我父亲也拿了一个中国护照。抗美援朝的后期，他画了一张很有名的漫画——和平之前的最后五分钟，画给美国兵的，志愿军把这个画作为传单投到美国军营里。

　　父亲认为中国应该培养英文水平更高的写作者，他向陈毅提出计划，搞培训，用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做教材，这就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罪状。“文革”期间，让他打扫厕所(在外文出版社)，后来经过我们写信反映呼吁，上面答应他可以不打扫了，父亲就提出要写个总结。他中文一直不大好，因为所有同事都要练英文，只跟他说英文，他就写了一个英文总结，交给工宣队，他们也看不懂，就叫人翻译出来。等翻译好了，令人哭笑不得，他写了个打扫厕所的技术总结——厕所的什么地方要用什么工具隔多长时间该怎么打扫。可见他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

　　1969年至1970年期间，父亲和他的第三任夫人陈元珍(我的母亲早已去世)以及幼子陈杰，被送到河南省新乡附近的尚乐村与农民一起生活了一年。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农民的生活，写了大量的日记，也画了许多画。用这些素材，他后来在美国写成了《上乐村的一年》〔AYearinUpperFelicity〕。

　　在河南，父亲的健康状况有所恶化，1970年左右，他给总理写信，说1950年回到中国是为了工作，现在没有我做的工作，该离开了。总理安排他与廖承志谈了一次，还到中国各地参观，然后父亲离开了工作了20年的新中国，先到香港，再到美国。

　　新中国的“大使”

　　1971年，父亲到了美国。他被邀请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大学里面去讲演，讲述那边的人民想了解却无从了解的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还有从正面理解的“文化大革命”。1972年，美中关系变化，尼克松要访问中国，特地派班子向父亲咨询。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主要提出的建议是：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注意不要打苏联牌。洛克菲勒对华比较友好，当时是纽约市长，他请我父亲到纽约州的教育部担任顾问。我父亲应该是那段时间(六七十年代)里从大陆去美国的最有背景、最有地位的人，所以非常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大使”，做了一些促进美中友好、合作的事情。

　　1972年，父亲曾私人回国了一次。那时我在工厂里被隔离审查，在我不断申诉下才放了出来。当时我就住一个7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父亲来，看到了，幽默地说：“比我结婚时住的还大呢。”临走时，他问我是愿意留在中国还是跟他去美国，我选择了留下，因为我认为那时中国已到了谷底，马上就会出现非常大的新变化，我想去经历这个变化。1973年夏天，父亲率领美国第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中国。

　　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父亲认为美国主流对华人以及华人对美国发展的作用，都非常缺乏认识，所以他后来主要的精力就投入到研究美国华人历史上。1981年，美国HarperandRow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期研究成果《美国华人》(The Chineseof America)。

　　在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过程中，父亲认为对美国华人文化史的研究应当以在美国的中国戏剧为核心。他认为中国戏剧在美国华人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意义重大的特殊作用，成为广大华人不分家乡、宗派、政治观点的聚集中心和特殊的教育方式。1982年至1992年期间，父亲担任了“梨园在西方：美国华人戏剧表演艺术中心”的总裁。晚年直至逝世，父亲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梨园在西方∶美国的中国戏剧(1852至1986)》初稿(700页)的进一步整理上，同时改写一个适合于一般大众的简写本。

　　1995年，父亲病危的时候，我从北京去美国看望他，给他带去的最后礼物是中国发行的一个有孙中山像的纪念币。他把它捏在手中，抚摸它，用最大的气力试图自己拿起来看……去世后，父亲的骨灰一部分留在美国旧金山，另一部分回到中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本文图片均为陈一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