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埃及驻华使馆遭抢劫案始末

　　劫匪深夜潜入大使馆

　　1950年9月4日，北京中南海。

　　上午9时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办公室里，周恩来正坐在桌前批阅几份紧急公文。秘书进来汇报：“刚才接到公安部的电话，说昨天晚上南京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前埃及驻华使馆遭到抢劫，代办阿巴提身负重伤。”周恩来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伸手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电话记录。看了两遍，说：“这个案件对于新中国和埃及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政治上高度予以重视。你给南京粟裕打个电话，让公安机关立即严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埃及政府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原大使馆也没有撤离。馆内留下了代办阿巴提和他的夫人阿芙萝，还有一名秘书。另外，原先雇用的中国管事、花匠和女佣三人也还在。

　　1950年9月3日夜，正是江南地区“秋老虎”肆虐之际，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更是溽热难当。晚上，管事陈万钟、花匠黄启府和女佣顾妈三人坐在花园里纳凉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11点钟。顾妈看看时间已晚，就先回房睡觉了。陈万钟、黄启府又坐了一会儿，感到天气凉下来了，便也准备去睡觉。正当两人起身时，听见围墙那边传来一下轻微的声响。

　　陈万钟下意识地吆喝了一声：“谁？”

　　围墙那边没有反应，两人放心不下，一起过去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于是也没当回事，便各自回房去了。

　　其实，此刻西侧的围墙下正蹲着三个人，只不过因为在外面，陈万钟他们没看见而已。那是三个男子，身穿长袖衬衫、长裤，脸上蒙着用褐色府绸缝制的大口罩。现在，他们听见陈万钟、黄启府离开花园了，便攀墙而入，直奔花匠黄启府所住的那间小屋。

　　黄启府此刻已经躺在床上了。因为天热，他向来是不关门的。他刚要关灯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一高一矮两个人影闪了进来，一个持短枪，一个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与此同时，为刚才纳凉时奇怪的声音而弄得心存疑虑又来到花园巡视的陈万钟也被人推进了屋。陈万钟问：“诸位是何方好汉？” “告诉你吧，我们从台湾来，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不要害怕，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你这里没有关系。我们今晚光顾贵处，是要借 一点回台湾的路费。你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

　　“先生，这个——兄弟是不知道的。我——”

　　另一个家伙叫道：“快说，保险箱放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陈万钟的话音未落，身上已经挨了一脚。

　　匪徒见威胁无效，就把黄陈二人推进顾妈房里，吩咐矮个子留在现场看守陈万钟三人，另两人便悄然踅上楼去。代办阿巴提夫妇的房间门紧闭着，匪徒企图悄悄撬开时，声音把阿巴提惊醒了。阿巴提在里边喝问：“外面是谁？”

　　匪徒见事情弄砸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飞起一脚把房门踹开，两人一拥而入。阿巴提见势不妙，飞快地一跃而起，扑向匪徒。高个子匪徒惊慌之下，二话不说，抬手对准阿巴提就是一枪，但枪并未打响，原来是颗“瞎火”。

　　在搏斗中，阿巴提猝不及防挨了一刀。矮个匪徒愣了一愣，然后便疯子似的冲向阿巴提连刺几刀。混乱之中，正和阿巴提扭斗的高个匪徒的手上也挨了一刀，痛得“哇哇”乱叫。

　　这时，阿巴提的夫人阿芙萝已经披上外衣站在楼梯口了，见状禁不住大声尖叫起来。三个匪徒惊慌之下，也顾不上“借”钱了，仓皇逃窜。

　　阿巴提被急送中山路鼓楼

　　现场侦查

　　阴阳营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立刻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打电话报告。治安处闻报大惊，当即指派该处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忠(后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被誉为“新中国十大名捕”)率员火速前往现场侦查。

　　在警犬嗅迹跟踪时，王大队长已经找陈万钟三人谈话了。一会儿，警犬无功而返，这边的情况已经初步了解清楚。大家就在现场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众人根据所获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匪徒作案的手段和经验来看，他们自称的“从台湾来的”话语显然有假，因为台湾派来的特务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要作这样的案子定然干脆利索，再说使用的武器也不像。于是，初步将作案者的身份定为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

　　针对作案者对使馆的情况非常熟悉，可以认定案犯事先曾向熟悉使馆内部情况的人了解过使馆情况。

　　分析到这里时，有一位侦查员提出：“这么热的天，案犯作案时竟还戴着口罩，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生怕被陈万钟等三人认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某人也许是和陈万钟等人见过面的。”

　　王忠决定再次与陈万钟三人进行谈话。这一次是分别进行，两名侦查员和一个当事人谈话，结果都得到了一条相同的线索，有一个名叫张铭山的人颇为可疑。

　　张铭山，37岁，原是南京一家酒楼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一度做过使馆的厨师，后在一次喝醉酒闹事后被解雇。张铭山数次到使馆来吵闹，扬言要给阿巴提一点颜色看看。王忠决定去张铭山家查看。

　　天亮后，侦查员去了张铭山家。经了解，张铭山当晚并未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