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522版：78岁失业修摩托佬的悲与欢

A特522版

A特524版

　　78岁失业修摩托佬的悲与欢

　　林义原本以为，维修摩托车是他可以终生从事的行业。

　　每当下雨的天气，他那小小的家里就停满了摩托。他把它们拆卸开，换一两个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于是那些生病的机器又生龙活虎起来。如果那是一个晴天，东华东路38

8号的邻居们就能看见他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摆弄那些机械。

　　“经我大修过的车两三年都不会出问题。”这个出生在广州，至今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与中国大多数普通人一样，10年里，他和他的家庭经历了失业、医改、房改、教育改革，如今还不得不承受“禁摩”政策的冲击，“以后没得做，真的要退休了。”说这番话的时候，林义已经78岁了。

　　林义一直想有一块名表，即使他已经60岁了，这个念头也一直没消停过。

　　林源丰钟表店里那块“天梭”就很合他的意，深色的表带，闪亮的表盘，优雅的指针，不愧是世界名牌。但他一看标价就泄气了，600元顶他四个半月的工资了，看看橱窗，林义走了。

　　这是1988年，林义退休了，退休工资每月128元，虽然两个儿子都工作了，但全家人收入加起来，一个月也不到600元。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神州大地，广州得风气之先，总有挣钱的机会。很快，林义就有了额外收入。他受聘到永利威酒厂做

　　第一个月，林义挣了800元，这可是退休工资的6倍，天梭表终于戴在了林义的手腕上。那时林义觉得生活突然美好起来。

　　18年后，天梭表还珍藏着，但林义再也不敢买这种“豪华”的玩意了。最近一次全家人最奢侈的消费是花500元换了洗衣机的一块电路板。

　　林义一家人又回到了广州低收入家庭群体。不过，他们还不是最低的。2005年广州全市有超过1.5万人领取每月330元的低保金，申请低保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30元。在广州，比那1.5万人收入稍稍高一点的有1.7万个家庭，4.2万人，他们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90元。

　　林义全家6个人有收入，平均每人月收入1200元，但加上3个上学的孩子，平均下来只有800元。

　　晚年，是林义一生生活压力最大的阶段。

　　年轻时，林义过的是还算平稳的生活。

　　上世纪40年代，当很多人还不知道摩托车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林义就骑着它上街了。1949年以前，林义的父亲开了一个新潮时髦的店铺——修汽车铺。林义和太太李燕卿是“同行”，他的岳父是一支车队的老板。

　　除了沙面的外国人、娱乐界的名人、做生意的“大款”，私人很少拥有摩托车。林义也没有摩托车，但他有很多试车、修车的机会。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开着摩托车载着她去兜风，从长堤一直开到大沙头，任凭路人纷纷侧目。那时全广州的摩托加起来还不超过1500辆。

　　解放后，林义因为会修摩托，进入省委当维修员。再后来，靠着解放初读过几年夜校的底子，又进了机械施工公司当司机。

　　1983年，解放后第一批进口摩托车进入广州市场，林义终于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摩托，是辆排气量100cc的雅马哈。已经55岁的他将摩托给了20岁的儿子，让他载着心爱的人飞驰，就像年轻时的他那样。

　　1988年，60岁的林义退休了。妻子比他早一年从东山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塑胶厂退休。他退休工资每月128元，那时候一斤大米1毛4分钱，云吞面一碗1毛钱。林义的退休金每年涨100元左右，现在每月有1300元了，而大米每斤要2元，云吞面小碗的也要3元一碗了。

　　这就是他退休后还一直干活的原因。

　　林义有2个儿子，他们的收入不比父亲高。还有一个学习优良被寄以厚望的上高一的孙女和两个调皮的上小学的孙子。这是林义的一家，一共9口人。

　　第一次让林义感到压力渐重是在1996年。

　　那一年下岗还是一个不被人熟悉的词汇。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对下岗的解释是：“离开了执行守卫、警戒等任务的岗位”。但是仅仅一年后，中国就有1100万-1300万人下岗，创建国以来失业人数最高纪录。林义的大儿子不幸也成为那1000多万人中的一个。

　　大儿子从1988年开始开的士，存了两年钱买了辆天津夏利，刚买没多久，就有新政策，夏利车只准营运5年。4年后卖掉夏利，换了辆桑塔纳。虽然净车市场价只要十多万元，但因为必须从出租车公司买，大儿子花了24万元。

　　两年后又有新政策，私人的士统一归公司管理。大儿子觉得如果那样，自己开车挣的钱差不多全交管理费了，于是把车卖了。

　　24万元买回来的车，只卖了17万元。一次亏7万元，这让大儿子觉得那几年白干了。

　　但他的决定仍然是明智的。2002年，记者王克勤揭露了北京出租车业的黑幕，那些出租车司机们每月要给公司上缴5000多元的“份钱”，被称为“现代骆驼祥子”。

　　那几年，中国各个城市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出租车司机停运抗议事件，出租车公司凭借运营垄断权坐收厚利，出租车司机的血汗钱被轻易抽走。直到现在，这种利益格局也没大的改变。

　　失了业的大儿子后来去公交公司做司机，一直干到现在，每月工资1300元左右。

　　小儿子有段时间跟着林义学修摩托车，太辛苦，后来也做了司机。现在他在白云区陈田村的一家面包厂开货车。每天早晨6点上班，要5点起床，骑着摩托穿过半个城市去上班。他担心禁摩后每天都会迟到，因为早上5点公交车还没发车，不骑摩托他该怎么去上班呢？

　　虽然两个儿子都是司机，但一家人从没有一起外出旅游过。

　　有退休工资，又有“外快”的林义一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现在他也要失业了。“如果不是禁摩，我打算修摩托，一直到我干不了。”林义对这份“兼职”恋恋不舍。

　　1996年修摩托生意兴旺，那时政府宣布摩托车可以行驶15年。一辆摩托售价六七千元，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积蓄，但仍然有很多人买车。

　　那时生意火爆，每个月小修五六辆，大修六七辆，送去保养的也有70多辆。林义每月修车的纯收入有两千多元。

　　离林义家几百米的较场西路，最繁华的时候又叫“广州摩配一条街”。1999年以前，如今的中华广场还是“中山三路33号摩配城”，它们一起构成了当时在广州乃至全国都名噪一时的摩托车配件集散地。

　　在林义家门口，东华西路向东与东川路交界，向西与三角市交界的地段，一家挨一家的摩托修理店曾经把两边的人行道都占满了。“人行道上黑压压的油渍，摆满了正在修理的摩托，很难走过去的。”

　　现在，这条1000多米的路段只剩下10家摩托修理店还在营业。明年1月1日起禁摩，这个行业在广州就将永远消失了。林义眼下最担心的还有积压下的2万多元摩托车配件。

　　他搬出一个纸箱，12只崭新的化油器躺在里面，闪闪发光。“你说我该怎么办？”

　　修摩托生意走下坡路从1998年开始，那年新建成的广州内环路禁止摩托通行。与此同时，林义的另一种压力也降临了。

　　那一年，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发现，房子越来越贵。直到现在，一套住房仍然是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林义一家9口人住在一起。那是一套结构奇怪的住宅，只有一间房，长9米，宽4米，高度是普通住宅的两倍，无论怎么看，那更像一家铺面房。那是1988年林义退休时单位分给他的宿舍。

　　两个儿子即将结婚时，这间房子的改造方针是——至少三间卧室，一间给林义和老伴住，一间给25岁的大儿子住，另一间给20岁的小儿子住。其次，除掉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有一个能让全家人一起坐下吃饭、聊天、看电视的地方，最后，还要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修摩托。

　　要在36平米大的空间里完成这一切，几乎不可能，但林义最终办到了。他比“贫嘴张大民”幸福多了，因为宿舍的天花板非常高，差不多是普通房间的两倍。

　　林义给宿舍加了一层木板，于是单层变成了“复式”，36平米翻身变72平米。

　　“二楼”有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旁是三间肩并肩的卧室，第一间有一个窗户，后面两间四面墙壁，完全没有采光源，即使白天，里面也漆黑一片。一楼被沙发分隔成两部分，前面的一半是维修摩托的“厂房”，后面的一半摆了一个衣柜，一张餐桌和八把椅子。当然，电视机是最重要的，安放在餐桌对面台子上的最中央。

　　随着时间流逝，家里的空间越来越拥挤。1991年、1996年和1997年，林家多了三口人，最大的孙女今年15岁了上高一，两个小孙子上小学五年级和四年级。

　　在二楼走廊多了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和几摞凌乱的课本，孙女每天在那里写作业。

　　晚饭过后，为了腾出安静的空间让三个孙子做作业，两个儿子都外出了，或者散步，或者回岳母家。剩下的也不敢开电视机。等孙子们做完作业上床睡觉了，林义才戴上耳机，打开电视机，看到凌晨一点多。

　　在木楼梯底下，搭着8条毛巾。每天清晨，林老太不到6点就起床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迅速洗漱完毕。那是家里唯一的厕所，之后孙子、儿子、媳妇就会陆续起床，厕所紧张起来。

　　一家9口人在36平米的“宿舍”里住了10年，每人平均刚好4平米。有一套大一些的住房多好啊。1998年房改时，林义看了几处商品房，立刻打消了买房的念头。

　　他不知道，1998年其实是他买房可能性最大的一年，那一年广州房价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跌破历史最低，均价为4972元/平方米。要知道，1993年广州的楼价还是7568元/平方米。

　　从那年后，中国房地产商漫长的狂欢节来了。虽然直到2002年，广州还是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房价较为平稳的城市，那时在北京三环外、上海徐家汇买毛坯房的价钱可以在广州江景地段买到同样面积的精装修豪宅，但林义一家还是买不起房子。

　　2004年开始，广州房价开始攀升。一位房管局副局长9月还向媒体表示楼价不会暴涨，年底的统计数字却是当年飙升18%。2005年，有专家出谋划策让广州楼价下降一半——“准确地说就是天河区珠江新城的目标价位是每平方米4500元，这并不是痴人说梦”，结果当年房价再次上浮10%。

　　今年第一季度广州市中心房价再次上涨14%，林义住的东华东路，房价已破万元。与此同时，被房价逼急的人们开始反抗。深圳邹淘发起“不买房运动”，号召人们“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不做房奴，为了一辈子不要再背负沉重的债务，在近3年之内不要买房”。

　　林义不知道这场运动，但他老老实实地“响应着”这个号召，不仅3年内不买房，恐怕一直都不会买房。

　　工作收入低，房价高，这些还能应付，但疾病却不能消极对待。

　　1988年林义退休的时候，胃痛就已经是他最讨厌的老朋友了。

　　“平时修摩托忙得很，经常要赶工交给人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做完还要买零件，常常过了点还没有吃饭。30年前就开始有胃病了，加上干我们这行的经常要蹲下去，腰部、颈椎、脊椎都有点毛病。”

　　2002年以前，林义没有为胃痛特别担心。去单位的医疗站看病，医药费全免，家属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看大病去大医院，职工享有全额报销的福利，退休工人可以报销九成。

　　2002年林义领到一张存折，每月存入80.63元，然后他被告知，以后看病全靠自己了。

　　虽然，那80.63元如今已经变为每月120元，但林义也越来越不敢去看病了。

　　前年的一天，他突然头晕，老伴陪他进了医院。住院4天花了1000多元。几天后，血压刚刚回落一点，他们就开始央求医生，开另一种便宜的药。现在他每天吃一粒售价5元的降压药，“这是最平(便宜)的了。”

　　血压稳定下来，胃病又犯了。

　　今年4月，林义到医院照胃镜，检查出来是浅表性慢性胃炎。社保卡里余额只有1400元了，医院最后结账1600元。多出的200元要他自己掏。

　　林义担心78岁的身体会越来越频繁地生病。几年前，他修车的收入除掉看病，还有不少节余。现在即使吃最便宜的降压药，也还要从退休金里拿一些补贴看病。

　　即使这样，林义仍然应该感到幸福。

　　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里，根据零点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且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在蓝皮书发布的2个月后，湖南邵阳的刘云娇因为家里没钱治疗丈夫半身不遂的疾病，喝农药自杀了，因为凑不起上万元医疗费。4个月后，山东泗水县的孔祥运也吃了安眠药在济南的马路上睡着了，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一份遗书。遗书里说，他愿意自杀卖掉器官，钱给儿子治病。

　　他们都是农民，享受不了医保。十年

　　有房住，领退休金，还享受了医保的林义现在最大的烦恼是，禁摩后他将彻底失业，而他一直都是家里收入最多的人。

　　对78岁的林义来说，重新就业的机会微乎其微，没有人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失业，当然除了发发牢骚抱怨运气，他也想不到，还有谁应该为他的窘境负责。

　　□本报记者 王雷 见习记者 吴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