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504版：大学生答案不在书本里

A特504版：答案不在书本里

A特506版

　　我靠，并轨了，王卫峰倒吸了口冷气，他在想，“总之对我们不是好消息吧？要不然老师也不会摇头叹气。”于是他以绘画特长生身份进了一所普通高中。

　　但对于这批98级站在变革浪尖的初中生而言，考中专，仍是跳出农门的捷径。班上前三名的同学都如愿以偿考上了中专，其中包括他的好友刘丹江，去了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念书。

　　更多的中学生走向社会，班上继续升学的不到1/3。王卫峰的那些“兄弟”离开校园后，先是到建筑工地打工，几年后陆续回家，父母又开始张罗着婚事。等到王卫峰大学假期回家，许多同学已经生了娃，在那片黄土地上重复着祖辈们的生活。

　　上高中后，一名中年商贩带着他的小女儿走进王卫峰的家庭，他们重组了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三个小孩都在读书。王卫峰开始变得孤僻，他重新拿起画笔以及小说，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但学习压力仍然很大，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每个周末都在补课。当王和他的同龄人在课堂里埋头苦读时，刘丹江给他写信说，后悔当初考了中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选择，还不如读高中。”

　　“考中专的都是些拔尖的学生，多浪费啊，”王卫峰想到这里，倒有了一丝优越感，但仅仅是一念之间，面对堆积如山的试卷和复习资料，他还是羡慕刘丹江现在的校园生活——“学校很自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此时的王卫峰感觉完全活在一个套子里。这种生活是：早上6点起床晨读，晚上自习到11点，全封闭式教学，除了做试卷还是做试卷，形如桎梏。“以致进了大学，还不知道素描怎么下笔”。“当时，我在应试教育中，多么羡慕刘丹江已经脱离了。”王卫峰说。

　　1999年，中国高校第一次扩招拉开序幕，当年招生人数是108万，7年之后，2006年的大学新生，达到540万。和前几年的毕业生相比，此后的大学生对学费越来越高、就业越来越难深感焦虑。而坐在高一课堂上的王卫峰却是欢欣鼓舞，老师说，“现在好了，现在不怕了，现在扩招了。”

　　于是大家都手舞足蹈起来，王卫峰比较内敛，也在心头暗自激动，“仿佛大学是自家门槛，人人都可以跨进去一般。”

　　三年后，王卫峰最终以438分的文化成绩，考进了某大学包装设计专业。这一年，他的母校本科生考了12人，是建校来的历史突破。

　　上大学前，王卫峰想着好工作在向他招手，笑盈盈的。

　　2001年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说，“包装设计专业很吃香，你们学长学姐们在深圳工作，很抢手，工资都有三四千。”

　　台下疯狂鼓掌，欢呼雀跃，王卫峰想，“他们都三四千了，我最起码也有五六千吧。”

　　对于自认为终结了应试教育噩梦的年轻人来说。接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挥霍了。“我要把我没睡够的觉，没看完的小说全部补回来，”王说。在班上，女生聚在一起讨论化妆打扮，男生则研究国际形势，足坛赛事。大家都感觉彻底自由了，解放了。

　　王卫峰所在的大学是以包装专业为特色的高校，但仍属于中国高校的“第二梯队”，从2001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奏响“合并”“升级”“更改校名”三部曲。王的母校最终在五年后成功合并两所大专院校，更名晋级。

　　在填写志愿时，听说到的大学学费是6000元左右，但开学后，加上住宿费，竟高达14000多元。王卫峰花光了父亲生前留在存折上的所有积蓄，到了第二年，家里再也拿不出学费了。虽然这一年，由于一名新生的告状，学费已经降到了9000多元。

　　之后，王卫峰到系里申请

　　高昂学费没有换来相应的平衡。在这所包装人才的摇篮里，王卫峰和他的同学，大学一、二年级练习绘画基础，大三学习专业知识“盒型设计”，用白卡纸制作各种类型简单的盒子。在课堂上，副教授拿出上世纪70年代的包装作品作教学演示，其中“云雾山茶叶”的包装，引发台下学生哄堂大笑，“那些作品再普通不过了，摆在柜台上，顾客几乎看都不看一眼。”

　　他们没有料到，一年之后，出来找工作，所学的知识已经滞后，“现在都用UV工艺了，而学校还在教铜版纸、CNYK四色印刷。”

　　同学李宗林评价，“学校是拿着上世纪70年代的知识结构，应付21世纪的时代变革。”那些东西，只注重功能性，而现代包装看重的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但沉浸在象牙塔里的人们，全然无知。到了大三反倒迷茫起来，谈恋爱比率上升，在王卫峰班上，有2/3的同学开始了爱情之旅，“至少有70%的恋人发生性关系。”

　　一对学生情侣，竟然在王的寝室里住了一年，他们躲过学生会的检查，入夜进门，拉上帘子就是两人世界。“在大学里，你必须习惯这些东西，你可以读书，也可以谈恋爱，这是你的自由。”王卫峰认为这很正常，正如他每次路过宿舍厕所，看到男孩子守在门口，就知道女孩子一定在里面。而同学找他借钱，通常也会坦然地说是堕胎。

　　与此同时，就业话题像乌云飘然而至，这期间，大学生心态沉重，王卫峰也不知道老师说的是真是假，但心里总有些疑虑。“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总听到有人说找不到工作，有些慌乱。”

　　于是他开始准备考研，买了很多资料，早晚到自习室占座位，“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逃避的意思，既然本科文凭难找工作，拿个硕士文凭总有优势。”

　　老师也在鼓励，“考研吧，考上了就好找工作。”恍然之中，王卫峰又站到了高考前夕，那时候的动员口号就是，“考上大学，找个金饭碗。”

　　考研在班上形成了风气，路上遇见，同学之间打招呼说，“考研吗？”

　　“考哇！”另一个高声应答，似乎说不考就是没有上进心。但却鲜有人能坚持下来，王在复习了一个月后，主动放弃了，班上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有零星几个。“太苦了，谁又能料想毕业后的情形呢？还不如现实点，找工作先。”对于这种草率，王卫峰总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就像班上那些学生情侣，毕业后，现在还坚守一起的，他算了一算，几乎没有。

　　就像子弹堵在枪膛里，王卫峰在去深圳找工作之前，跟他的同学们兴奋了老阵子，他们口耳相传，“那里是设计之都，有无数的机会在等着我们”。

　　当他和另外三名同学走下火车，漫无目的地走在深南大道上时，踌躇满志在轰鸣的车流中消弭殆尽。他们挤了一天的招聘会，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人太多了，人山人海，都说自己是大学生。”

　　回到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们开始骂学校，骗子，混账，白白浪费了四年青春。什么恶毒的话都骂尽了后，又担忧起明天的工作。

　　他们发现，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现在什么都用不上。想起开学典礼上的情景，王卫峰觉得5000元的工资是不可能了。他说，“2000吧，我只要2000元。”但老板只肯给1000元。大学生王卫峰气愤地走了。

　　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设计公司的面试，走进去一看，“嚯，全是熟人，光同班同学就有五六个，大家面面相觑。”

　　离过年只剩一个多星期了，王卫峰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身上带的2000多块钱所剩无几，于是他硬着头皮，打电话让家里汇了500元救急。

　　也就是在此时，他遭遇了考官的三个“小学生”问题。大学知识的狭隘性暴露无遗。他甚至觉得，即便没有读过大学，在这一行混着，也能够回答。

　　他开始妥协，等到再一次考官问他要多少工资时，他说，“我是来学东西的，随便你给多少。”考官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王卫峰在大学学了四年包装设计，但设计的作品却总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客户要求把葡萄和

　　“徐悲鸿从不画他没见过的东西，”王卫峰成为同事的笑柄，他抱怨自己生不逢时。

　　2004年春节，一同来深圳闯天下的三个同学陆续离开。一个依靠亲戚关系在工厂里做苦力，临走前，叮嘱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很丢人。”

　　另一个去了深圳关外某工厂，800元一个月。唯一与本专业挂上关系的同学，被一家小印刷厂收留，工资800元，包住不包吃。有一天，王卫峰去看他，发现同学在印刷厂的厂房里铺个烂纸箱，这就是他的卧室。

　　除夕夜，他接到去了工厂的同学的电话，“还没开口，就哭了，同学说，觉得特难受，想回家。”

　　2005年6月，王卫峰回到学校答辩，因拖欠学费，毕业证被扣了。母亲闻讯从陕西赶来，找院长助理求情，院长助理说，“没钱还上大学？大学又不是义务教育！”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看着40多岁的母亲不知所措的神情，王卫峰很难受，他把母亲送上回家的火车，自己也买了票，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深圳。”

　　如今，王卫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他学会了掩饰，他跟老板谈话时常说，“我工作三四年了”。他认为在这一行里，经验永远比文凭贵重。他甚至很少主动提起曾是大学生。

　　在深圳林立的高楼大厦里，这样的年轻人不计其数。王卫峰在一个星期前又换了份工作，毕业一年后，换工作这类事，再寻常不过，但他不会像以前那样迷惘。

　　早上8点钟到办公室，晚上6点半离开，但通常这个时间不是准确的——几乎有2/3的时间，他都要加班到晚上8点多，然后坐上60路公交车，半小时车程后，回到被高楼洋房包围的岗厦村与同学合租的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

　　屋子终年黑暗，不见阳光，伸手可以摘到对面窗台上的花盆。他经常会在厕所里看到对面的女孩子们穿着内衣在卧室里跑来跑去。不管白天晚上，各种声音嘈杂而至，有时候甚至是在清早，隔壁的叫床声也会把他们吵醒。

　　一段时间里，他想搬出城中村，他现在底薪3800元，过了考核期涨到4000多元，他认为有能力支付这些开支。可再往深想一点，又觉得这完全没必要——每天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每周只有一天假期，往往还会被突然而至的货单霸占；挂在墙上的吉他，被灰尘蒙蔽，几乎没有拨动过琴弦；就连不到20米拐弯处有条小吃街，他都不知道怎么走。

　　王卫峰大学班上有30多名同学，如今有20多人在深圳工作。但几乎没怎么联络，来这里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深圳速度，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耗费。

　　最近的一次——也是来深圳后仅有的一次——同学聚会上，王卫峰迟到了，他加班到晚上8点多才赶去。但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却没有参加，这是一个辞职后3个月没找到新工作的男孩子，他觉得很没面子，不想去。

　　“不要多少钱的。”王卫峰劝他。

　　“我没心情，”男孩说。

　　这次聚会来了30多个校友，但多半满腹怨恨，时运不济。在聚会上，王卫峰看到了大学时的学生会主席，“当年多拉风的一个人，现在一看，妈呀，怎么就成这样了，满脸痘痘，黑瘦黑瘦的，差点没认出来。”

　　“都是设计给害的，”学长颇为懊恼，摸了摸头发，自嘲说，“烫了个卷发，头发越来越少了。”

　　“在学校真没学到什么东西。”同学讨论说。

　　“主要靠自己，这么多人来深圳，你要想学东西，就好好待着，慢慢熬，要混日子，最好到别处去。”学长说。

　　王卫峰的设想是，再做几年设计师，之后自己开公司。但现在，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阴沉着脸，很少有笑容，除了每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他几乎很少有开支，他还要承担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王的妹妹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国画专业——尽管他认为大学生贬值。就在一个月前，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到公司实习，白干不拿钱，却被老板拒绝了，“碍手碍脚的，浪费我的电费。”

　　“这个社会就这样，你越是痛骂大学，到头来，没有这张文凭，你更加难以立足，”王卫峰说，“这很混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但每天早上，晨曦微露，王卫峰还得匆匆忙忙走出脏乱堆积的城中村，挤上公交车去上班。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摄影：本报记者 陈以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