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的时代之遇

　　翟崑

　　当一位艺术家观察地图上的东南亚时，他隐约地发现，这一地区的海陆岛礁的分布形状竟然很像汉字的“遇”字。在 笔者看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真的可以用“遇”字来概括。中国和东南亚在地理上是天然的相遇，在历史上曾有过共同的 遭遇和知遇。如今，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和东南亚再度相遇。且看这一“时代之遇”的三部曲。

　　历史曲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东南亚的政策思想可概括为“突破与团结”：一方面要突破美国对新中国实施 的封锁和遏制，另一方面要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主席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与近邻国家和平友好、和睦共 处的思想。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954年将其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准则，为日后的中国对东盟政 策奠定了基石。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主张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指出：“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 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并开始加强与东盟组织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办法，如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 思想，以此解决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存在的南海主权纠纷问题；申明中国侨务政策，以解决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强调中国 不会输出革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为中国与东盟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不断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思想。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在首次非正式会晤后发表 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双方的理解、信任和友谊，中 国积极支持东盟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发展的努力，明确指出“一个团结和繁荣的东盟，是促进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边有争议的问题。经济上，提出“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 途径”，欢迎和支持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同东盟在经贸、科技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如倡议与东盟共建自由 贸易区，积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等。安全上，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 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认为一个对话而非对抗的地区安全框架是亚太安全的重要保障。9.11事件后，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东 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2年11月，中国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用以指导与包括东盟 国家在内的各周边国家的关系。

　　2003年以来，新一代领导人又进一步发展了对东盟的睦邻政策。温家宝总理2003年10月出席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举行的首次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睦邻、安邻、富 邻”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睦邻外交的内涵，东盟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心路历程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15年来，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双方关系呈递进式发展。笔者 在此尝试以“共舞”的比喻来解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探戈要两个人跳。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上，中国更像主动邀舞的一方。

　　从认同程度上看，中国越来越愿意，也越来越主动地赞同、支持和参与由东盟国家所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 制。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到2003年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只用了13年的时间，中国走近东盟就像一个入乡 随俗的客人。

　　从战略文化上看，中国与东盟形成了一种合作型、而非冲突型的战略文化。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存在着南海主权纠纷 ，甚至产生过冲突。但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机制。2002年，双方签署了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这些举动充分向东盟表明了自己的真诚和善意，中国 和东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遵守共同的“家规”。

　　从外交态度上看，中国越来越愿意在东南亚面临危机时，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从金融危机期间保证人民币不贬值 ，到“非典”期间积极与东盟国家合作，再到印度洋海啸期间为受灾国提供无私援助，都让东盟国家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行为方 式——“患难见真情”。

　　同样，东盟也给予了中国正面而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无动于衷或负面的反馈。

　　首先，山、水、海相连的地理纽带，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使东盟与中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用新加坡前总理吴作 栋的话说，中国和东盟国家是在一个森林里生活的大象和小鹿。

　　第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成为某一大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没有一个东盟国家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

　　第三，根据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只有借助中国的主动态势，给予正反馈，才能营造出与所有大国关系升级的局面。 在中国的带动下，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纷纷向东盟靠近，甚至争先恐后。

　　所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整体上趋好，认为崛起中的中国是它们发展的机遇。那么崛起后的中国还是机遇吗？答 案是肯定的。

　　首先，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的、长期的外交政策取向。这也体现了“和为贵”等中国传统的 政治外交哲学。

　　从逻辑和理论上来看，即使在30～50年之后，中国也不会成为地区威胁。因为中国无法满足成为地区霸权的几个 条件：一是实力必须接近或超过美国，才有在本地区实现霸权的可能。而根据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综合国力 要与美国持平最少需要30到50年时间。二是中国要突破本地区日益形成的大国平衡格局非常困难。美国维持在本地区的强 势地位，日本经济复苏，印度崛起，东亚地区正向多极格局演进。这一地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东盟在加强自身一体 化的基础上在大国之间借力打力，都将使中国极难冲破这种多极格局。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带头与东盟签署自贸区协 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实际上是用东盟设计的机制来约束自己。这就解决了一个大 问题，崛起的中国对东盟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以上分析说明，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关系“明显的特征是彼此力求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并不断摸索解 决敏感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中国的主动是这种正向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方面，中国崛起过程 中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策被东盟接受了；另一方面，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的崛起。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双方这 十几年的和谐共舞。既然双方都希望与对方共舞，探戈就跳起来了，跳下去了。

　　远大前程

　　中国—东盟关系经过15年的培育，已经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2005年底，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通过了旨在规 划双方未来15年关系发展蓝图的《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今年10月底，11国领导人还将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并通过继续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方面在实现这一远大前程上将做 些什么呢？

　　首先在外交哲学上下功夫。

　　面对整个东盟，中国要注意整体性和层次感。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包含整体性意义的概念正成为中国新 时期外交战略的关键词。“亚洲振兴”、“亚洲共赢”等概念正成为中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思想。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是亚 洲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盟＋中国正成为东亚合作的最主要推动力。中国一方面必须要把东南亚十国视为一个组织——东 盟，另一方面也要夯实与十国双边关系的基础。此外，还应注意到不同层次政策间的综合性和联动性。

　　其次，加强双方关系的风险管理。

　　规避战略风险。今后15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行，东盟各国将遭遇的现代化风险和全球化 风险也不会减弱。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还没有解决。双方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 是未来关系发展的必然方向。

　　管理经济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盟国家都面临诸多经济风险，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双方化解风险的尝试和成 果之一。2007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10周年，双方可借此契机探讨如何规避和管理经济风险，如能源安全、金融体制、经 济摩擦、大型合作项目实施风险等。

　　应对社会风险。目前，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有三大支柱：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经济支柱，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可以看作是政治支柱；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安全支柱。长远来看，有效的社会和民间交往 是中国和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增长点，有利于夯实双方关系的民间基础，有利于双方互相借鉴解决贫富差距、种族冲突、恐 怖主义、城市化管理等难题，化解社会风险，共建

　　预防生态风险。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代价是生态恶化。在中国—东盟的经济往来中也出现了一些破坏生 态环境的问题，如大湄公河流域的滥砍滥伐、水土破坏，等等。因此，中国应与东盟推动“绿色合作”，将“可持续发展”列 为新的合作内容。

　　第三，寻求共赢。

　　近年来，鉴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迅速上升，美国、日本凭借

　　那么，中国有应对这一新局面的智慧吗？有。中国首先要清醒客观地认识新形势。所谓的中国在本地区正在替代日本 、赶走美国的说法，都是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一种夸大性描述，意在说明中国影响力上升的速度要快于美国和日本，意在激将 美日奋起直追。而事实情况是，中国在本地区的综合影响力远未及美国，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远未及日本。另外，中国在本地 区追求的不是影响力，也不以挤压和排斥美日为目的。但美国、日本已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加之东盟国家也借此平衡中国 ，印度和

　　中国未来在本地区的政策应该不是与谁争锋，而是寻求和谐共处。所以，中国“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智慧就孕育在— ——互惠共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