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利益膨胀 威胁社会公平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 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通过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

　　■ 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抵制《

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

　　■ 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

　　■ 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发表题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增大了国家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文章认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部门利益膨胀的影响

　　文章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造成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这也是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内外企税率未能统等一系列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部门利益膨胀的特征

　　一是部门利益最大化

　　一些部门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努力巩固、争取有利职权（如审批、收费、处罚等），冷淡无利或少利职权，规避相应义务。

　　二是部门利益法定化

　　由于立法机构本身的因素，导致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多由政府部门起草。近20年来，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85%。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三是部门利益国家化

　　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其实往往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比较严重的国家化倾向。

　　四是部门利益国际化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有的中央机构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有的中央机构的部门利益与境外集团商业利益的交织正日趋紧密，在一些重大涉外政策上，有时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门利益膨胀的缘由

　　立法体制不规范

　　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代为起草。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

　　财政制度不健全

　　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零基预算”，每年在制定预算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绩效预算”。我国名义上引进“零基预算”，实质仍按“基数预算”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并逐年上升。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部门利益膨胀的危害

　　降低行政效率，助长行政腐败

　　部门利益膨胀不仅降低行政效率，而且助长行政腐败。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超国民待遇”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

　　增加经济运行成本

　　部门利益膨胀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隐形超编”（从外部“借调”）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开支50%以上用于“养人”（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能源、电信、铁路等行业，借助垄断，维持垄断高价，获得垄断利润，造成财富分配扭曲和资源配置恶化，“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与行业垄断存在紧密关联。

　　增大国家经济风险

　　外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未能适时调整。由于行政力量保护，垄断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隐含着重大经济风险，“中航油”、“中棉储”以及国有银行大案要案不断等，就是集中体现。

　　增大国家政治风险

　　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本应代表人民利益，一些部门决策往往反映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因为部门利益，政府袒护地产开发商，被拆迁户利益得不到保障，“抗法”与“上访”不断；火车票每年到点调价，而且总在普遍反对声中“听证成功”，引发大众不满；工商、质检等肆意收费，导致创业艰、就业难等。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瞭望新闻周刊) (文/江涌，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