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

　　时殷弘：由于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美国对中国重要性认识的提升，美国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未来美国在世界上打交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因此，两国关系在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的程度要明显地低于过去。

　　当然，无论是中东局势，朝鲜局势，或者日本问题，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但我认为这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都相当有限。对中国来说，中欧、中俄和中日关系都很重要。中国与

美国之外的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增进合作，在中长期来看，可以促进多极体系的发展，实现对美国的制衡。但对于目前中美合作的发展来说，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弱，而中美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

　　沈骥如：中美的双边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双边的利益以及两国对全球事务的责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有所缓和，合作的机会也在增加，很多大国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特点就是不针对第三方。包括在中美的建设性合作中，美国去年增加了利益攸关者的说法，也是不针对第三方的。我觉得这种不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大国关系，有利于大国间全方位合作，是很好的趋势。

　　当前，每个大国都把美国作为外交的头号对象国，因此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而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大国都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也不可能联合美国来对付中国。任何大国之间结盟来反对另外一个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他大国之间合作增加，那么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较小的。

　　坚持“斗争型对话”

　　《21世纪》：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美方的代表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改为财长保尔森，这一转换是否标志两国关系重点的转移？我国该如何参与“战略经济对话”？

　　孙哲：保尔森在美国政府里的威信很高，主要是他本人经商事业成功，而且实实在在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人也有一种从众心理，比如国会议员在针对中国问题投票时，如果和中国事务有一点了解的人，就会对其他人的投票有“指示性”或“暗示性”的效应。因为保尔森的特殊背景，在美国官员眼里，他成了最懂中国的人。由他来接替佐利克领军进行经济谈判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能够带动一批美国的决策者对中国问题的学习。

　　这次转换也突出了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双刃剑。理论上说，两国在经济交往多了以后，应该可以使关系更为友好，但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人觉得焦虑不安，对中美关系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如WTO义务、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中国市场开放等等。过去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现在的战略经济对话要将其立体化、多元化，比如双方可以进行能源合作，可再生资源等技术的转让等等。另外，最近美国还向中国发出邀请，要求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我们有很多人会质疑美国人的真实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不妨在战略对话中也向美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各方面要求，也给美国施加一点压力，争取深化合作。

　　如果中国把自己经济外交和经济建设看作第一要务，那么美国20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中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还是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的。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对话。对话不完全是说好话，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有理有据地进行“斗争型的对话”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时殷弘：过去中美之间存在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状况，而现在不存在了，经济问题本身虽不能说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至少也是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的部分。经济性战略对话是美国提出来的，这意味着美国在向中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中国，中国不仅是政治上重要的国家，也是经济上重要的国家。而潜台词就是：美国那么重视中国，中国是不是要多负担些国际义务呢？比如，人民币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了，那中国是不是应该负担起相应的责任呢？

　　孙哲：之前中美商贸领域六个机构的“小六方会谈”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的战略经济对话比过去在级别上提高了一步。对中国而言，关键是要抓住相关问题，比如要知道美国在抱怨中国经济什么，中国在哪些方面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帮助，等等。应该把这些问题归类，然后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做一些双赢性的安排。比如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要和美国进行协商，否则国家利益可能得不到保障；比如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逆差、市场开放等问题，中美之间首先要确定下来大方针，然后逐个问题去解决，这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

　　我们强调用战略眼光来处理经济问题，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讨价还价”的范围，贸易政治化已经成为对话的前提。所以，双方现在都意识到要在追求一种战略共赢的基础上，在战术上要采取更为灵活的手段，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多一点的利益。

　　第三次战略对话的未来

　　《21世纪》：一般认为中美之间第一次战略对话超越了台湾问题，第二次战略对话美国方面将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即将进行的第三次战略对话要提升两国战略对话的层次。您怎么评价这种概括，您认为第三次战略对话要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评价中美之间目前的交流与沟通机制？

　　孙哲：我认为第三次战略对话可能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是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延续，其中包含了双方的知己知彼，和一种相对平淡却非常频繁的工作关系。美国要迎来中期选举，进入“停车检查”期，检查总统的政策是否正确，中国也即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两国国内政治都进入相对关键的时期进行一些提前的接触、对话，从而国内政治的变化也延续到中美关系中，我想也许这次对话的战略意义体现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现在认可“商量着办事”总比一味相互指责要好。

　　如果以中美关系原来的标准来看，现在中美间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交流模式，现在信息传达、沟通已经不成问题了。比如有热线、高层互访、战略对话，还有民间交往，一个立体的沟通体系已经形成了。因此，中美间无论是民间事务，还是针对国际重大事件，双方的意见表达方面都还算畅通。现在需要做的是超越正式的官方交往的渠道和传统的外交决策过程，在收集民意，梳理、归纳和判断民意方面，双方的互动还需要新的模式来突破。还需要更多的从对方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美国总统经常接受电视访问，意见是相对公开的。这说明美国人除了“阴谋”之外，也习惯于搞“阳谋”，直来直去向中国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欲望。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平衡民间参与和政府决策之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双方需要通过媒体和各方面努力来凝聚共识。

　　沈骥如：去年中美通过战略对话使双方有了进一步了解，最重要的是美国认识到解决美元贬值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不能光靠人民币升值，还需要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并且提出了“利益攸关者”的说法。通过这次对话，美国开始修正对中国的战略，使其变得更加务实。比如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中国的投票权，提倡中国和平外交发展政策等等。这也是“利益攸关者”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开始重视让中国分担一部分责任。

　　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美国的舆论，百姓，商界，政界会逐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保尔森这次来中国开展战略对话，并没有向中国施压，而是交流双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的政策，从而形成更合理的规则。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乐观的。

　　时殷弘：中国崛起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因此经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在中美全盘关系中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双方越来越认识到不能在自己的根本利益上向对方轻易让步，另一方面双方都在寻求影响对方的经济政策，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确实需要一种系统的、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拓展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利益，拓宽合作的途径。保尔森此次访华要谈的都是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贸易代表能够谈妥的具体事宜，因此只能采取“务虚”的方式。用全局的观点与对方讨论全盘问题和未来趋势叫作“务虚”。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影响中国，让中国更多地接受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要求，而中国也希望通过与美国进行全盘的经济战略对话，缓解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危机。

　　《21世纪》：美国即将迎来的国会两院中期选举(11月)，中美关系往往在中期选举时进入一个波动期，出现针对对华政策的发难(特别是由批评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引发的)，根据目前美国国内的状况来看，此次选举将会对中美关系有何具体影响？

　　孙哲：影响是边缘性的。现在美国关心的主要是伊拉克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美国本身的经济问题等等，中国不属于“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在选举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国会情绪的渲染，美国一些人还会夸大对中国的指责。即使是有些一直被认为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也会在这个特定时刻，选择一些取悦于本地区民众的论调来“敲打”一下中国。对此，我认为中国应该理性地看待，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处理，建立危机处理机制，试着对美国关心的问题，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讲道理，把对两国关系的伤害降到最低。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美国更为深刻的了解。

　　时殷弘：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争执的焦点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伊拉克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对中国非常不满，而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生意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在中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越来越高。但总体来说，目前在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处于不断积累的阶段。今年4月胡主席访美之前，吴仪副总理到美国采购，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中国如果再不做一些让步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将愈演愈烈，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提案，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吴仪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再加上最近中国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和美国的合作也比较多，才暂时缓解了这种危机。目前的情况下，尽管中美之间经济矛盾还比较复杂，但还不至于在美国形成全国性的在选举中指责中国的局面。(实习记者林琦、陈超、吴炜惠参与整理)本报评论员 王 梓 葛耘娜 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