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军魂——一言九鼎的红司令

　　冲破了敌军的四道封锁线，广大红军战士的心情无不十分激动。然而，激动之余，更多的却是悲恸、惆怅和疑问。从 苏区出发的8.6万人现在只剩下了3万余人，身边的许多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思 考着自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以来的连连失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的心情更为难受。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出来的红军统帅，

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士们成批地倒 在湘江岸边，他的心在流血。

　　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了，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 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 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 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朱德在渡过湘江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

　　古语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12月4日，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对 军委的两个纵队进行了整编，许多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战斗部队。并检查了携带的所有物资，将机器、文件、被装、重炮等一 些笨重和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抛弃或焚烧，部队轻装前进。

　　渡过湘江，红军进入西延山区。当地人称西延山区为老山界，这里山势陡峭，峰峦重叠，林深叶茂，人迹罕至，道路 窄险。为了摆脱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红军不顾山高路滑，在老山界日夜行军。

　　老山界有个雷公岩，七分陡险，两旁都是悬崖，有不少战马摔死在这里。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登上雷公岩，极目嘹 望：脚下，十分疲惫的红军战士在艰难地攀登着；远处，枪炮声连天，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正与敌军打得难分难解。红军向哪 里去呢?作为一军之首的总司令，朱德陷入了沉思。乱世英杰

　　朱德是一个名闻中外的红军领袖，一生可谓身经百战。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他：“朱 德是一个大众的领袖……红军在古老中国的背景上是一支十分年轻的新军。朱德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 梁。”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后来一位到过延安的德国人王安娜，对朱德的印象更为深刻。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 乡》一书中写道：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 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过度劳累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 已

　　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 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有不少人叫朱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 脱险。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说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 政治才能，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像 父亲般的慈爱，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 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在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为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 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的历史，不像传说的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朱德原名朱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 马鞍场李家湾。李家湾位于嘉陵江东边，大巴山南麓，群山拱卫，林木葱茏。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人，在明末清初因战乱流亡到四川省仪陇县。到了朱德出生的时代，朱家在马鞍场仍然是一 个很贫穷的农户，依靠租佃地主家的田地为生。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劳动，是一个十分勤劳的农民，“禀性宽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他的母 亲出身在一户姓钟的贫苦人家，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体魄”，性情十分“贤淑和气”，“从不发脾气，不打人、 骂人”。为了家庭的生活，她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活，朱德从小就在母亲身边帮忙。1944年，朱德在回忆母亲时，还深情地 说道：“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朱德小的时候，脾气十分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练就了一副好 身体。

　　佃农家庭的生活十分凄苦，因此，他的父母亲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为家庭争光。朱德6岁时，便被送进了私塾读书。

　　朱德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地主豪绅的搜刮，再加上官吏差役的敲诈勒 索，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苦。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朱德的刺激很大，他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 的远大志向。

　　1905年，朱德19岁时，参加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乡试，在干余名考生当中，他考了前20名，成了一位秀才。 但是，功名对年轻的朱德并没有吸引力，在这个十分动荡的社会中，他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学习新的知识。于是，朱德 又进入了顺庆的新式学堂学习“新学”。在这个学校，朱德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老资格国民党人张澜。张澜当时是学校的 校长，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新式思想教育。新式教育大大开阔了朱德的眼界。

　　在张澜的建议下，第二年，朱德来到成都求学深造。在成都，朱德考取了成都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但因家中坚决反对 朱德进入这样的学堂学习，朱德只好改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但这并没有满足朱德救国的宏愿。随着眼界的开阔，朱德已经认定只有投身军界，才能打倒旧势力。于是，在190 9年，朱德来到了云南昆明，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朱德投考云南讲武学堂并不顺利。由于朱德是外省人，第一次报考没有被录取。这时，他的盘缠已经用光了，他只好 投入川军中当一名步兵，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德。

　　在旧军队里，像朱德这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他在川军中很快就升任为队部司书。两个月后，他 再次报考云南讲武学堂，这时适逢“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云)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 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蒙自县无人报考，就以蒙自籍报考就试”，结果被录取了。

　　. 朱德几经周折，终于进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军校，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志愿 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了，非常高兴。”

　　云南讲武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非常正规，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朱德考入了步兵科 。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学习各种军事理论课程，而且还要求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操练当中，严格地按照班、排、连 、营、团的队列进行教练，要求每个人的姿态端正，动作敏捷。为了培养学员的实际指挥作战能力，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图上作 业、沙盘教学、实地绘图和野外作战实习等课目。

　　朱德在讲武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没有什么顾虑。”朱德这个酷爱武学、具 有军人天赋的学生，在讲武学堂中如鱼得水，他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充分的学习。刻苦的学习，使他的成绩在同届同学当中十分 出众，他因此而被选入讲武堂的特别班。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与讲武堂毗邻的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并与蔡锷建立了 友好的关系。

　　第二年，朱德从讲武学堂毕业后，就被分到了蔡锷的第三十七协，担任副目(相当于副官)。后朱德随蔡锷参加了新 军起义，由于朱德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到1915年时，已经升任为滇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二团的团长了。

　　对于这段历史，朱德自己曾对尼姆·韦尔斯叙述说：“1911年，我是一个连长，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滇军参 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我也加入。1911年的革命10月10日在汉口爆发，20天后，云南起事响应。我在同一年被派往四 川，与清朝巡抚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清军，第二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1912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 ，并在学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中法(指在越南的法国殖 民者)交界处驻扎了两年。1912年，我升为团长。”

　　在中越边界的两年中，朱德率军与一些土匪武装作战，朱德学到了流动的游击战法。朱德把这种能打则打，不能打则 走的战法，与自己在讲武堂中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游击战战法。后来，在井冈山领导中国工农红 军的作战中，朱德的这套游击战法得到了充分广泛的运用。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在中国恢复帝制。云南军队在蔡锷的发动下，发起讨袁护国运动。朱德担任 第三梯队的团长，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1916年2月，攻入四川的云南护国军联合四川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了生死较量 。在激战

　　中，由于护国军第二梯队的陈礼门部麻痹大意，被敌所乘，护国军形势十分危急。蔡锷急调朱德率领的第三梯队火速 增援。为了赶到前线，救援危急的部队，朱德率第三梯队的第六支队，昼夜前进，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从滇北赶往川南棉花 坡，加入了护国军的纳溪保卫战。朱德的到来，增强了护国军的战斗力，稳定了形势。在战斗中，朱德率部奋战16昼夜，进 行攻势防御，击退了北洋军对护国军的攻击。

　　朱德英勇善战，多次在前方战线面临崩溃时，率军救急，反败为胜，成了一位威震遐迩的滇军名将。著名的革命老人 吴玉章在朱德的60寿辰时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 心惊胆战，终使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大大提高了朱德的作战能力。正如他自 己后来所说的：“打大仗我还是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1916年，朱德晋升为将军，在云南政府内居高位。凡是当时一个将领应具有的一切，诸如财产、妾侍、鸦片等， 朱德也都可以得到。

　　但是，朱德并没有沉湎于糜烂生活之中，旧军阀军队的腐败，使他失去了信心，在攻打唐继尧失败后，朱德开始了对 革命的追求。对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

　　“1920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1921年从9月到lo月，我做云南省的警察厅长。唐继尧得 胜回来，追我追了20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一个同伴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部捉住，处以死刑。 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1935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经过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 理停驻一下，于是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又到重庆，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在这里接待我，1922年6月同他们看 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过后当然被红军攻击，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买我的首级，却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 ，因为我已决定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关心我的位置，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为人们所共知、所害怕。我用以 攻击敌军而获得极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 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 。”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兄弟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 不管大战小战，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的，因为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 是从一切角度勘明敌人的阵地。我跟民众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是有名的战术家，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 军是新式军队，带有德国步枪。我以为另一种对长官对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种了解，他们才能坚决 地为主义而战斗。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了解政治。”

　　“离开四川的刘湘后，我搭船到了上海，找寻上海的共产党。那时候，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光景实在黑暗， 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1920年)，吃上了鸦片烟。1920年底回到云南，在离开云南前买了一些戒烟 的药品，1921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途中，仍在戒烟。到了上海时，差不多戒脱了，在 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根绝了烟瘾。”

　　在上海期间，朱德碰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动员朱德参加国民党，领兵去打陈炯 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朱德想亲自去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并到德国研究军事，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邀请，9月间 在上海搭船赴欧。

　　1922年10月，朱德到了欧洲，并在柏林认识了周恩来等人。他发现周恩来等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一直 追求的目标，便要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朱德36岁。

　　由于朱德在德国活动频繁，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最后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朱德借机环行欧洲，并到了美国，在美 国一直住到1926年。

　　1926年回国后，根据党的命令，朱德继续利用其在川军中的声望从事革命活动。他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 ，到他过去的好朋友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这些军阀都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氏部下的长官”，后来朱德 这样回忆说，“他们曾阻挠国民党北伐，然而我劝告杨森把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终获成功。我做了二十军政治部 主任，兼国民党党代表，但未担任军职。1927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 依然跟北洋军阀有联络，湖南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打杨森。我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1927年1月间，我加入南 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官学校兼南昌公安局长。”

　　正是在此期间，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共产党人一道组织了反对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 ，朱德因而成了“红军之父”。

　　红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基本上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即继续沿湘桂边境经绥宁、洪江、黔阳北上湘西，同贺龙、 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蒋介石又在城步、绥宁、会同、洪江等地，即红军西去湘西的路上集结了重兵，并赶筑工事 ，张网以待。‘同时蒋介石还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合中央军行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面对 这一形势，刚刚脱出虎口的红军究竟向哪去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博古、李德和受到他们排挤的 毛泽东之间展开。

　　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完全听命于李德，他们无视当前敌情，仍然要坚持既定原则，北出湘西与红 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前去湘西有巨大的危险，蒋介石在那里已经设下陷阱，布下一张大网，正等 着红军往里钻，如果一味朝着湘西走，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提议改向敌人兵力十分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经湘江一战已空前减员，极度疲劳，如果 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要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 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纷多，矛盾重重，红军可 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再次，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的计划，并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 ，有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

　　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博古置毛泽东的合理建议于不顾，仍率红军向湘西挺进。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太了 解毛泽东了。可是，作为一名军事上的领导人，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太小了，他不得不等待机会。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黎平，这时，博古和李

　　德仍然要将红军带向湘西。在这种情况下，18日，党中央就红军的下一步行军方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李德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林彪等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就红军的行动方向，两种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朱德见时机成熟，便起而响应毛泽东的意见，坚定地支持毛 泽东的主张。这样，会议的结局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的 继续进军湘西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 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议从实际出发，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 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就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 作出了明确的部署，规定红军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推进。同时，朱德和周恩来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要求红 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湘西和川北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这危难时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其独有的威望，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使红军转危为安，表 明了朱德伟大的革命家的气魄。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省腹地推进。12月底，红军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在这里，朱德紧张地投入 了为强渡乌江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和博古仍然对中央红军进军贵州持异议，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 军的方针。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这个决定实 际上是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局面。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乌江天险。当天深夜，红军先头部队采取了过去朱德在领导湘南起义中智 取宜章城的办法，化装成敌人的溃兵，让俘虏叫开了遵义城门，红军乘势一举夺取了遵义。

　　遵义，贵州第二大城市，是省会贵阳与四川重庆的枢纽和贸易集散地，也是贵州地方军阀的老巢。攻下遵义，不仅使 红军得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而且在当时背景下，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月8日，朱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任命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刘伯承在黎平会议后恢复军委参谋长)兼遵义城警备司 令，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看到欢迎的人群，三个多月以来一直苦战的红军战士第一 次露出胜利的笑脸。

　　在遵义，红军得到了休整，党中央也难得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光来总结长征以来乃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1月15日，在遵义城唯一的天主教堂里，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了演说，以纪念被杀害于这天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 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不失时机地对广大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也就在这天，在国民党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住宅内，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7点钟，20个人，他们当中有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林彪、彭德怀 、刘伯承、邓小平、陈云、刘少奇、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伍修权，也有博古、李德、何克全等，来到了柏宅一间长方形 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方向，但从更深远的意 义上来说，则是为了改变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向和命运。

　　屋子的正中间坐着三个人，他们是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三天的会议中，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 这三人当中的一个——26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博古。

　　博古，长得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因此人们称他为“黑面

　　德国顾问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十分别扭的地方，似乎是放在一个被告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他坐 着，伍修权也感到特别的别扭。

　　博古首先发言，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博古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只字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显然，博古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第二个发言的周恩来，对博古的报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是政策不对头，特别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认为这是造成红军失败的关键原因。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 ，丝毫没有推卸责任。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了不安，因为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他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毛泽东开会一向都是最后发言，这次他一反常态，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他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比任何人都讲得 长。在发言中，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长处，而采取红军最弱的一点，进行短促反击， 使红军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左”倾领导放弃了能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使红军 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军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在毛泽东发言时，朱德密切 注视着他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激起他胸中万丈狂澜，他觉得似乎有一股热浪流进了心田。

　　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都表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后，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代表广大红 军站了起来，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他的讲话十分激动。 向来十分仁厚的总司令，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愤怒了，他以尖锐的语气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 ，谴

　　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 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德在发言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坚定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朱德同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是深厚的，他做出这样的发言决不是偶然的。是他，第一个到 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开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

　　那还是在1927年9月5日，从南昌撤出来的起义军因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被迫在福建长汀的三河坝分兵 了，作为第九军军长的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守在三河坝，南昌起义的主力则直奔广东潮州。前往潮 州的主力失败了，而朱德率领留守的部分部队则保存下来了。

　　得知主力失败的消息，朱德并没有灰心，他和当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的陈毅一道率领着起义军余部折而 北上，挺进湘南，继续进行革命。这支起义军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后来的粟裕、林彪等著名的将领当时都在这支部队中。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这支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这次暴动又发展了大批革命干部，黄克 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就在这次暴动中加入革命队伍，走上了革命的征程。萧克后来 回忆说：“从1928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一万 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宋 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 遍及20多个县，约有100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 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

　　湘南暴动后，朱德将起义军改名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第一次举起绣有铁锤、镰刀和红星图案的红旗。此后，中国的 工农红军就以红星为象征。

　　这时，在井冈山进行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听说湘南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便派何长工前去寻找这支队伍。

　　何长工不辱使命，终于找到了朱德的部队。在何长工的引导下，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了井冈山， 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

　　“6个月后，正是1928年5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队伍发展到一万人，我们在井冈山建立最初的根据地，我在 这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这是一个非常刺激人的愉快的场合。”朱德后来回忆说。

　　何长工后来回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会师的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 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 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朱德 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 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 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和朱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

　　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此也就开始了朱毛合作的历程，中国工农红 军就有了另一个名称“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在赣南、在闽西、在中央苏区，朱毛的名字始终连在一起，朱毛已经成了中国 工农红军的代名词。在这两位统帅的率领下，红军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数次“进剿”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四次 “围剿”。

　　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谈到朱毛合作时说：“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 分割，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人也认为‘朱毛’是一个人。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以全部 的才能看，是一位人民的领袖，人类物质的领袖。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

　　然而，自从来了一位洋顾问，“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了“落后的农民意识”，毛 泽东也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朱德虽然在名义上还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但是，指挥作战的一切权利都落到了洋顾问 的手中。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的第一天，就对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应该站稳脚跟，打常规战争 ，“不懂得打常规战争就是无知的乡巴佬。”

　　他对朱德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将领也很瞧不起。这位洋顾问成了红军的太上皇，不仅中央领导人博古要经常前去“独 立房子”(指李德在中央苏区居住的地方)请教，就是朱德这位红军的创始人、被人们称作是“红军之父”的统帅，也不得不 到这座“独立房子”去聆听洋顾问的“教诲F。

　　在长征开始前后，朱德已经完全被架空。虽然名义上他还是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整个军事指挥权 实际上操纵在博古、李德手中，就是做出战略转移这样一个重大决策也没有与他商量。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将军，朱德更加怀念 与毛泽东的合作。为了党的事业，他忍受了屈辱，但他不能忍受革命事业的一再损失。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对断送红军前途的“左”倾领导人进行严厉责问。

　　在总司令朱德发言之后，红军中许多早就对李德和博古不满的高级将领纷纷发言，对李德进行批判。

　　首先是躺在担架上的聂荣臻发言，聂荣臻对李德过多干涉前线的指挥心中十分不满，他的发言令李德十分难堪。

　　接着是刘伯承发言，他在对李德进行了批判后，建议红军改变行军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 地。他认为，那里条件比贵州好得多，但交通极不便利，那里的军阀一般都反对蒋介石，比较适于建立根据地，他的建议得到 大家的赞同。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后，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这次 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经过这次会议，朱德沉闷已久的心情终于开朗了，他满怀激情地赋诗一首：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离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充分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拥护。

　　遵义会议后，敌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几路大军从四面围了过来，吴奇伟、周浑元的两个“追剿”纵队已逼 近了遵义；刘湘、杨森的川军从北面、东北面逼向黔东北；何键的湘军也从湘西压迫过来；在黔东北被红军打败的黔军也乘机 反扑。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党中央决定向黔北进军，占领土城，在川南打开缺口，寻机渡过长江，与四 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鼓舞全军广大战士的士气，朱德决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朱德总司令要亲自披甲上阵，震动全军。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同意，他是在担心朱德的安危。

　　朱德见毛泽东沉吟不语，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他把帽子一掀，对毛泽东说道：“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 的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况且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尸

　　毛泽东依然没有吱声。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朱德起程的时候，毛泽东率总部的所有领导专门为前往前线的朱德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约20 0余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排站立。朱德总司令身着灰棉军衣，头戴红军帽，腰束牛皮带，别着一支小手枪，身背一顶印着红五角 星的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

　　毛泽东从欢送队伍的排头走到排尾，迎着朱德走了过去，同时，他还领着大家高呼“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消灭 川军”、“打倒蒋介石”等口号。

　　朱德见状，快步走向毛泽东，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朱德激动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 重了!”

　　毛泽东笑着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说话间，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也走了过来，和朱德亲热地握着手。朱德一边握手还礼，一边说：“有劳各位， 谢谢大家!”

　　最后，朱德又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与这位老战友告别。毛泽东握着朱德的手深情地说：“总司令，请多加保重!”

　　朱德看着身着红军服、满头长发、面容有些瘦削的毛泽东，也动情地说：“请放心，您也要注意保重!”

　　说完，朱德转身走蓟警卫员面前，接过缰绳，翻身上马，猛一挥鞭，战马如飞般地冲了出去。